近十年美国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正面评价及其意义

1977年邓小平复出前，美国有著作对他作过介绍。但总体上讲，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才开始对他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进入80年代，美国学者不仅较详细介绍其生平实践活动，而且着重考察其思想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近十年亦即2005年以来，美国学者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及其外交思想，本文将对近十年来的研究情况加以介绍。

一、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正面评价

近十年美国部分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许多正面评价。这些正面评价可归纳为两方面：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发展新形势，结合改革时期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它对中国和亚太地区及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1.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发展新形势，结合改革时期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

一是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发展新形势。

面对80年代初国际形势朝和平与发展方向发展的态势，邓小平改变过去联美遏苏“一条线”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麦艾文指出：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判断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奠定基础”；邓小平追求“更有国际性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交政策”，亦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随着80年代初美苏争霸态势发生变化，美国鉴于苏联对自己威胁减小，轻视中国战略地位。邓小平调整对美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和南卡来罗纳州查尔斯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刘国力指出：80年代初苏联国内腐败并陷入阿富汗战争之中，同时美国里根政府对苏联“强硬”，“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美国联合中国以制衡苏联的需要减少，这促使邓小平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指出：当80年代中国未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中国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随着苏联对美国威胁减小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80年代初中美两国在台湾等问题上一系列摩擦促使邓小平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乔治城大学对外服务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指出：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中美在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产生一些摩擦；里根执政前期对华态度也推动邓小平决定同美国保持距离。

80年代初苏联愿意改善对华关系，邓小平调整外交政策以缓和同苏联关系。罗伯特·萨特指出：80年代初因国内领导人继位、经济难以维持和在波兰等地关系紧张，苏联国力下降，苏联“试图改善对华关系”；这同样促使邓小平决定“减少对苏联敌对行为”。

二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结合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实际。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国际环境，为此邓小平80年代初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傅高义指出：邓小平80年代愿意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良好关系，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原因之一是中国“需要和平环境从事现代化建设”。同时，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助于增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主动性。这也成为促使邓小平1982年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邓小平1982年改变“一条线”战略，让中国与美国拉开距离，同时与苏联保持距离，以有助于中国外交走向主动。

但近十年美国学者在这方面亦有新观点，如认为，中华民族具有追求平衡和稳定的传统，是邓小平1982年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戴维·兰普顿指出：维护全球战略力量“平衡”与国际局势“稳定”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政策重要内容，中国数千年来都追求“平衡和稳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让中国与美苏均“保持距离”。

三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亦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罗伯特·萨特指出：80年代初邓小平“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中国依然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此为毛泽东生前外交主张；但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又“有所发展”，如将毛泽东70年代联美遏苏政策调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罗伯特·萨特看来，邓小平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2.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和亚太地区及世界具有意义。

一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有助于80年代后中国与美苏同时发展正常关系。赵全胜和刘国力指出：1982年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后，中国继续发展与美国关系；同时改善与苏联关系。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仍与独联体国家“发展密切关系”。

其次，有助于80年代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傅高义指出：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80年代中国不仅“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而且“改善与每个重要国家关系”。

第三，为80年代后中国经济建设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为80年代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和平时期”；中国可利用此时期培植自己工业生产能力和发展经济。

第四，对推进中国领土统一有积极作用。傅高义指出：根据邓小平外交思想尤其是“一国两制”主张，中国同英国政府经过多轮谈判，终于达成解决香港问题协议，使得中国1997年对香港成功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主张既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框架”，也可能有助于减少台湾民众对中国统一的“恐惧”。

第五，有助于80年代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塞缪尔·金指出：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亚太和世界的“大国地位”。

第六，有助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追赶亚洲强国。弗吉尼亚大学贝腾领导力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何汉理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使得中国“采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战略”，追赶亚洲“虎国”。

第七，对当今中国外交仍有影响。傅高义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在当今中国外交政策中仍得到沿用，如目前中国主张“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关系”。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谢淑丽指出：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对其后中国外交仍有影响，如当今中国仍实行“低调外交政策”。

二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具有意义。

首先，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具有意义。刘国力指出：自邓小平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来，“中国积极地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愿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建立一个新型和平、稳定、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作不懈的努力。”即使是近期提出“中国即将崩溃”观点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沈大伟也曾认为，在邓小平“有所作为”主张指导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上更加“有所作为”，在解决朝鲜半岛和伊朗核危机、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亚洲邻国救灾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及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其次，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意义。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指出：由于实行邓小平提出的外交政策，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惊人地增长，中国已从贫穷国家变成“国际贸易体系中重要成员”，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它直接投资；世界许多国家和企业“从与中国开展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