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错误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不同结局

编辑同志：

您好！

王明和博古是我党早期两个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因为都犯过“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而常常被相提并论。但是，我从一些党史读物中零星地了解到，博古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待错误和革命的态度与王明根本不同。那么，将他们二人相提并论合适吗？能否请有关专家详细介绍一下有关情况？谢谢！

读者 王楠  

本刊约请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郭德宏作答。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左”倾教条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在抗战初期又同样犯了右倾错误。因此，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确实，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很年轻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人物；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理论水平很高；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20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抗战时期犯了右倾错误；都在离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以后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等等。但是，王明和博古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在党内的地位不同

王明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那时，博古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在1931年4月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他才参与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抗日战争初期，两人虽然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王明很快就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博古只是长江局委员。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王明的政治地位都比博古高。但是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中国到苏联以后，博古逐渐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王明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此时，博古在党内的地位要比王明高。

在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应承担的责任不同

王明比博古大三岁，政治地位早期比博古高，斗争经验比博古更丰富，因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王明在与博古的关系中就起着主导的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随者。1930年在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中，王明是为首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们的右倾错误也是以王明为首的。

但是，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博古则应负主要责任，不能把这些错误都算到王明头上。过去有很多论著都说王明到莫斯科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主要责任还在王明。事实上，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其一，王明从1931年10月到莫斯科以后就脱离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从那时起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实际工作都是由博古主持的，理应由博古负主要责任；其二，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了分歧，王明还对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多次提出批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其三，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通讯联系都很不方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