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大学治理的特征、模式与道路（2）

二、地方大学治理的特征与逻辑

回顾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脉络，我国地方大学由“管理”到“治理”的基本路向展示了一个清楚的大学治理模式。

　(一)地方大学治理的特征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与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正在发生渐进式的改变，在中国经济逐渐呈现一种新常态的情况下，地方大学的治理运行机制逐渐由地方政府的“单中心”管理向政府、社会和大学的“多中心”治理转向，地方大学逐渐由高等教育领域的“边缘”角色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心”，这客观上要求政府、市场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地方大学的治理过程中来。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部门共同事务的诸多行为方式的综合过程，它没有终点，只有阶段性目标[4]。因此，在治理的过程中，不同利益方的诉求和矛盾冲突逐渐得到调和，得到认同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成为一种行为规范，人们逐渐在符合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下开展工作。一定程度上，“治理”概念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首先，治理是一个形成性概念，它不是一套固定的规章制度，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工作过程；其次，治理不是通俗理解的控制和稳定，而是不断的调整和协调，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持续的互动活动[5]。所以，在本质上我们可以把“治理”界定为一种倡导合作、摒弃对抗和冲突的管理方式。

在管理学的视野下，治理追求的目标是一种善治。我国地方大学治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社会、市场和学校是四个重要的角色，他们在互动与合作中谋求大学的善治。从我国地方大学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这个治理过程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地方大学治理结构呈现扁平化特征。这在地方大学的权责结构中表现得特别显著，比如办学自主权和管理自主权。地方大学与部属大学相比，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地方大学的人事制度、财政拨款、招生就业和内部管理体制等均受多方约束。第二，地方大学办学特色呈现多样性特征。如地方大学在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方面，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低重心的办学定位，植根地方特色的学校文化等，都对大学的学科布局、专业设置、培养模式提出了不同要求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三，地方大学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多元化特征，表现为比部属大学更加受制于利益相关者。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地方文教部门，地方企业界、社区、家长以及学生等，都从不同角度影响地方大学治理的方式和路向。

　(二)地方大学治理的逻辑

我国地方大学治理的逻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价值层面，即对大学为何和大学何为的哲学认识。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从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亨利·纽曼(Henry Newman)的《大学的理想》到20世纪美国著名教育家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的《大学的功用》，都试图在价值层面回答“传统大学”与“新大学”或者说古典大学与现代大学的理念和追求以及大学与外部社会变化着的关系。政治学者们认为，学者在大学里探讨深奥的知识是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些思想家认为，“闲逸好奇”的精神追求是大学存在的目的；但是一些所谓的实用主义者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定位和认识论之间谋求一种有效的和谐”[6]，因此，在回答大学到底是“象牙塔还是加油站”，它的定位是“公益性还是产业性”等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时，我国地方大学治理的主流价值观正在逐渐趋向于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路向。

二是理论层面，在对大学治理问题的理论认识方面，哲学家们怀有浓厚的兴趣。1933年，海德格尔(Heidegge)在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大学的首要的、本质任务是要实现大学的独立“自治”，不受外来权贵的干扰和影响等；2001年，法国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来到中国，并到上海复旦大学进行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无条件大学”概念，“大学应是一个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7]。此外，在经济学和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不少专家从人力资本理论、管理效能和产权结构视角来探讨大学治理问题，如弗里德曼(Friedman)等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计划在现代企业管理的制度框架内改造现代大学制度，他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可以深刻地影响大学治理的逻辑结构框架的建设。在这些理论认识架构的影响下，我国地方大学治理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逻辑理念，比如在人才培养方面，很多学校弱化了培养“博学和自由发展的人”，而注重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着力培养“实践型、应用型”的技术人才；在科学研究方面，地方大学不再强调“追求知识创新和探寻真理”的传统定位，而强调立足区域社会发展需求的“服务国家和地方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