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让中国行稳致远

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作一场马拉松比赛的话，中国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因此比其他国家跑得更快、更稳也更远。其中，五年规划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1953年至今，中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12个五年规划，而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又将迎来“十三五”规划。回溯往昔，正是在五年规划的不断推动下，中国才能一步步稳稳地向前迈进。

我国的五年规划最初被称作五年计划，是作为追求工业化梦想的旗帜而被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快速发动工业化，五年计划作为高效集中配置资源的工具，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了“大推动的作用”，弥补了资金和人力的不足。恰恰是通过计划的“大推动”，中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特别是在“一五”计划初步形成工业化的基础上，又通过几个五年计划，最终建成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也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发展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个优势是资源配置的公平优先。在市场经济下，资源流动会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而计划体制可以实现资源的反向流动，使个人选择服从于集体利益。近代以来，我国工业布局长期集中在沿海地区，“三五”、“四五”计划在中西部地区推进的三线建设，有效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布局的平衡。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的30年间，我国在很低收入水平的条件下，造就了一个高度平等的社会，特别是健康、教育等指标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计划体制使得我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广泛覆盖的基本卫生、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体系。

当然，当经济规模增大时，计划体制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还出现了“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怪圈。随着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年计划体制本身也发生了重要转型。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五年规划已经转变为一个新型的国家规划，或者可以称为公共事务治理规划，它不再以微观经济活动为中心，而是以公共事务治理为重点，从而能够和市场经济相互兼容，并成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

“市场的归市场，规划的归规划。”五年规划是和市场机制相互分工的资源配置手段，能够弥补市场机制在宏观层面的盲目性。基于分散信息的市场微观均衡并不能达致宏观协调，规划在宏观层面对于整体性知识加以运用，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整体方向。制定中长期计划，必须着眼于全局，分析国内外局势中已经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以及国内外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制定中长期计划，还必须着眼于长远，不仅要看到当下，预测以后三五年的走势，还必须展望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方向。五年规划使得中国决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得更全面。

适应性能力一直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能力。对于哈耶克、诺斯等西方学者来说，只有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等分散、自发治理才是经济社会适应性的来源，与国家权力集中相伴随的是制度的僵化。五年规划等重大方针的制定与实施，恰恰使得中国的体制具有自觉的适应性。每隔五年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对国家发展目标、方针、战略进行总体设计，成为十几亿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有了这把标尺，民众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了解国家、清楚未来国家的发展态势，政府也可以借此鞭策自己尽量朝着规划指引的方向前进。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评估、再制定形成了一个自觉的政策学习循环。这种从实践中学习的过程，如同毛泽东谈到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国五年规划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推进中长期计划的过程中，不断从自己和别国的经验教训中汲取养分，不断转换计划的战略方向，不断调整计划的战略定位，不断改变计划的制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