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手段,弥补了市场在公共品资源配置上的失灵。“家有千件事,先从紧处来”,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这就需要通过有效规划来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下,需要通过计划手段来补足短板,推进市场竞争主体的起点公平。
五年规划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加强对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引导等措施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这恰恰消除了市场条件下的增长瓶颈。五年规划的目标一旦通过,就转化为国家意志,需要集中各方资源、动员各方力量,各部门各领域综合发挥作用,实现资源的整合,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使各部门、各领域共同促成目标的达成。
五年规划通过划定发展的底线来调控发展模式,具有空间管控功能。例如,我国在“十一五”规划提出了“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十三五”时期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此外,“十三五”规划还将划定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的“天花板”,这些约束都是为了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守住资源开发利用的底线、守住生态环境的底线,最终守护我们美丽中国的发展底线。
五年规划还具有平抑经济波动的功能。计划指标对于宏观调控的导向功能,表现为它能够“熨平”经济波动。规划预先设定的经济增长率具有“增长锚”功能,当经济增长高过这一“增长锚”时,就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措施进行“刹车”,当经济增长预计下滑到“增长锚”以下时,就要通过经济刺激政策促进增长。“凡事预则立”,五年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外部冲击周期性因素。正是由于“十一五”规划的指导和安排,中国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大冲击时才表现得更为从容。
“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对于市场分散决策的主体,五年规划具有信息引导功能。五年规划向全社会传达了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发展方向和发展政策等重要信息,有利于社会各领域了解和掌握国家全局及特定领域的发展状况和预期要实现的目标,从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动向和趋势导向做出相应战略调整和准备。同时,五年规划的制定也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信息沟通过程,社会各领域可以根据规划的有关要求广泛参与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李淯(Ann Lee)就认为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制定规划,让企业高管们参加到中长期规划中来,而不是深受混乱的政策信号之苦。
五年规划的延续性也抑制了政治周期带来的波动。五年规划周期跟政府换届不同步,政府换届都是在五年规划的中期完成,因此新上任的领导在前三年必须先完成上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划,这促进了政策的延续,使得政府换人换届但却不换政策。我们对于各省的“十二五”规划后评估结果也表明,领导人的更替对于“十二五”规划目标完成情况并未造成影响。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五年规划作为“超级政策”具有政策整合功能。五年规划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是引导各项具体经济、社会政策的纲领。五年规划并不制定具体政策,而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策“篮子”,对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政策方向都作出规划和指导,降低了具体政策之间相互抵消的程度,推动了不同部门间的分工与协作,使得各部门、各领域的政策相互补充。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奇迹之路就是以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或规划为基石而铺就的。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其中虽然经历了波折,但是总的方向没有变,即通过集体智慧、集体奋斗,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这一宏伟蓝图。
伟大的中国梦,一开始是写在十几亿人民的心头上,随后写在一份份五年规划纲要上,最后就写到广袤壮阔的中国大地上,写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里。新的五年蓝图已经绘就,它既是属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梦想,也是属于每个中国人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小梦想。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