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反对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原题：清除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刻不容缓

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西方对我国和平演变的既定目标没有改变，也由于的确有人妄图扭转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走向，当前，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不仅染指哲学观点、历史观点、政治观点、法学观点，而且也顽固地渗透于文艺创作之中，严重扭曲着人们的历史观，并颠覆着附着于历史观之上的民族观、国家观和价值观，理应引起我们高度警醒与关注。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与师生交流时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这里的排序是“哲、史、文”：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史学是镜鉴，值得重视；而文学在此既包括各种文学体裁，也包括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电视剧、曲艺等人类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其他各种艺术形式，时代和人民需要作家艺术家以优秀作品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能源。这“三个需要”，与毛泽东同志当年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读点哲学”、“读点历史”和“读点鲁迅”的伟大号召一脉相承。“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意欲逆转改革和历史的走向，也势必要渗透文艺创作，炮制代表他们哲学观、历史观、审美观的作品，去搞乱人们的哲学思维，去歪曲历史精神兜售唯心史观，从而败坏中华民族的哲学素养、史学修养和美学涵养。

文艺作品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艺术塑造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历来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交锋的焦点。对于经过历史和人民长期检验已有定评的重要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往往祭起“还原历史”、“重写历史”、“反思历史”的旗号，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加以逆向重塑，颠倒黑白，大作翻案文章。对近代历史上如慈禧、琦善、李鸿章、袁世凯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不是考其全人，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全面把握；而是随意剪裁，拼凑史料，以偏概全，指鹿为马，渲染个别现象掩盖本质、夸大支流否认主流。有个别剧作者甚至认为，慈禧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鸿章是“争取国家利益”者，袁世凯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些人都是在为困境中的中国寻找出路，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和走向共和的“英雄”。这样的观念渗透文艺创作，必然会导致读者或观众的历史认知扭曲错位。

在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播出过这样一部电视剧，从1943年春写起，开篇便道：六年前，国民党“军统”就派五十余名特勤人员化装成老百姓潜伏在某个城镇，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谍战，争夺从北京故宫转移到此的一批国宝。这是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编造。六年前即1937年春，七七事变前，还没有成立“军统”，戴笠手下的组织还叫复兴社。之后，该剧不是从抗日战争的生活这个创作的“源”出发，而是完全从西方“类型片”中的“谍战剧”和“夺宝剧”的结构模式和艺术技法这个创作的“流”出发，去编织情节、塑造人物。这就完全悖离了唯物论的反映论，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潭，虚构出的抗战历史极度失真。只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团结抗日，而蒋介石的抗日只是“国军”抗日，历史上哪里有过“军统”发动人民群众抗日保护国宝的实绩？

毋庸讳言，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银屏上影视艺术作品曾一度只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战，但后来也出现了如《血战台儿庄》、《中国远征军》等一批描写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战实绩的作品，这就比较全面了。然而，再后来，一些作品为了吸引观众眼球，片面追求票房和收视率，越来越背弃历史的真实，走向极端，专门编织“歪瓜裂枣”和小尼姑抗战的故事，不是说在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影响下完全没有发生过这些故事，而是说此乃支流，决非主流。甚至极端到针对中华传统诗词所讲的“商女不知亡国恨”，有作品就专门反其道而行之，渲染“妓女最有爱国情”。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所持的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度思维方式，是与唯物史观历来倡导的考其全人、观其全事、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哲学精神格格不入的。

历史镜鉴值得珍视。中华民族历来有着以史为鉴、以古观今的文化传统。不懂得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珍视自己民族历史镜鉴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所谓文化自觉，要义之一就是自觉认清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历史精神、历史经验的独特价值与作用；所谓文化自信，要义之一就是要自信自己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历史精神、历史经验至今仍能与当代文化相联系、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仍能与时俱进地实现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能给人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在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艺术画廊里，有着一系列优秀历史题材作品及其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它们代代相传，深入民心，已经形成了一种审美习惯和审美定势，哺育了广大观众。比如，尽管“春秋无义战”，但以春秋吴越之战为题材的不少成功作品，如由陈道明和陈宝国分别主演的两部长篇电现剧和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京剧《西施》等，都把越王勾践塑造成“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的民族精神形象，把西施塑造成热爱故土、牺牲自我、外美内秀的伟大女性形象，把范蠡塑造成足智多谋、顾全大局的优秀知识分子形象，把吴王夫差塑造成以强凌弱、失道寡助的侵略者形象。这些成功的艺术形象，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彰显着中华民族极富生命力的美学精神，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精神境界、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早已深入民心，赢得共识，成为一种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精神资源。但是，却有一部作品打着“创新”旗号，借“重写”历史和“发掘”人性复杂性，将这些典型人物形象完全颠覆了。第一场戏描写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完成复兴大业后，亲自迎接西施归国，一见西施如此美貌，心想岂容范蠡享用（西施与范蠡有约在先，越胜吴后是要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于是背信弃义地将西施拦劫进宫，纳为嫔妃。这一笔，竟把中华民族艺术画廊里的这位卧薪尝胆的民族精神艺术形象，改写为“一匹色狼”。往后，便描写一旦入宫，龙床上发现西施腹中已怀夫差的敌种，于是龙颜大怒，将西施发配。范蠡闻听此讯，怒发冲冠，赶去当面怒斥西施背弃当年的山盟海誓。这一笔，进一步把中国历史上这位深入民心的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形象改写成“一个头顶绿帽子的小肚鸡肠”。这样，中华民族艺术画廊里的这一系列优秀的人物形象都被逆向改写了。也就是说，这些优秀的人物形象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基因都被“西化”为“转基因”了，所彰显的中华美学精神都被解构为“时尚”和“市趣”了，所体现的历史传统、精神境界、价值取向、道德追求都被“反其意而用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