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原题：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和构建思路

当前，亚洲在总体和平、发展、合作的态势下，面临着日益复杂严峻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如何进一步促进亚洲各国利益交融，汇聚各国关于发展、安全、合作的共识，构建并完善更加包容、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从而为实现“亚洲梦”提供制度保障，已经成为亚洲区域合作议程的中心内容。“亚洲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理念应运而生。

建设“命运共同体”[1]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新战略的重要内容。从提出和平发展战略，到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表明中国在外交战略上继往开来，不断开拓创新，努力为塑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和地区新秩序贡献更大力量。

一、时代、亚洲地区和中国自身发展的要求

当今的亚洲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呈现整体性崛起之势。[2]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态势更加明显。亚洲政治经济局势的变迁不仅决定着亚洲的未来，还将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当前，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观念日益成为时代潮流，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备了更多有利条件。同时，世界及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要求亚洲国家必须认真思考亚洲的未来。

首先，亚太地区面临世界经济环境不确定的影响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交叉重叠、相互竞争的困扰。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较为明显，但欧日及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增长萎靡不振，许多亚洲国家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常态”，此前的长期高速增长势头不再，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举步维艰，发达国家仍然掌握主要话语权。国际金融市场仍不稳定，美、日、欧相继推出货币宽松政策，包括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金融市场仍有陷入动荡的可能。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特征明显，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裹足不前，很多国家积极探索建立双边或多边投资和贸易安排。

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延伸及金融网络的扩大是东亚经济繁荣的关键。在亚洲，业已存在“10+3”、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正在协商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但由于政治原因，东亚经济一体化面临困难。而美国推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谈判，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高标准、排他性投资和贸易安排，很可能会对亚洲业已形成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构成冲击，并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其次，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发酵。地缘政治竞争使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并对区域经济合作形成制约。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对欧亚大陆乃至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巩固旧有双边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试图组建美日菲、美日澳、美日印等新的多边军事同盟。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和其他一些地区小国紧密配合，搅动东海、南海局势，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并对地区经济合作构成严重制约。美国希望继续在亚太地区维持传统的轴心——轮辐式军事同盟安全体系，并企图通过TPP建立一种新的中心——边缘式经济秩序，而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建构更加包容、民主、平等的地区安全架构，以及以平等的产业分工和完善的价值链、供应链和金融网络为特征的经济合作秩序，且并不排除美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应有地位。地缘政治竞争是造成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交叉重叠、相互竞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亚洲安全不仅涉及如何防止国家间领土、边界军事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与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在亚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西方国家仍与朝鲜和伊朗在核及导弹技术扩散问题上僵持不下。在中东地区，叙利亚危机已持续数载，至今难以解决。“伊斯兰国”（ISIS）极端组织趁乱而起，对地区稳定造成严重威胁。此外，由于一些亚洲国家经济落后，政府治理能力缺乏，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海盗等非法活动猖獗。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治理难度，助长了某些违法活动，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上述问题与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及亚洲国家认真应对、谋求共治。

再次，亚洲许多国家正在经历重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随着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贫穷落后走向发展振兴，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渐突出。不少国家贫富悬殊、社会分化、就业不足、环境恶化等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加深。有人希望通过政治化途径解决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问题，反而导致问题激化，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极端主义政治势力。在现代传播技术的冲击和美国“全球民主促进”战略的刺激下，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爆发“颜色革命”，使有关国家和地区落入内斗不已、民不聊生的困境。历史证明，亚洲社会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在亚洲行不通。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只是取得成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亚洲国家需要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寻求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3]

最后，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和担忧同时上升。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和亚洲的利益联系已密不可分。中国已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同时也是亚洲区域安全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是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但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一些地区国家的心态悄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对中国的期待上升，希望更多地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由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担忧增加，害怕中国在亚洲“一家独大”，挤占别国发展空间，走国强必霸的老路。[4]历史经验表明，强国之路始于周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寄于亚洲整体发展和共同安全之中。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从内部保证了中国发展的和平性。但要实现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把中国人民的梦想同亚洲人民的梦想连接在一起，通过制度建设分担国际责任，消除相互疑虑，进而得到亚洲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从外部保证中国发展的和平性，使中国发展与亚洲地区整体崛起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走出一条共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