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2）

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

共同体是一些国家为追求某方面利益而组成的集体组织，其建立出于联合自强，协同发展经济，追求集体安全，避免安全困境，确保经济、军事独立，促进地区稳定和人民福祉等目的。在共同体内部，成员地位平等，遵循民主原则。但共同体内需要有一些具备政治、经济和社会能力的“中枢国家”，如欧共体中的法国和德国，东盟中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5]不过，如果成员国感到“中枢国家”有建立帝国的野心，共同体的发展则难遂人愿。共同体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互信和认同不断加深的过程。欧共体及欧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共同体，其成功在于制度建设，它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之上，并且由美国领导的北约提供安全保障。

首先，亚洲各种共同体建设的尝试和努力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基础。虽然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差异较大，但亚洲各国也曾有过建立共同体的设想及努力，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中亚国家联盟、东盟共同体和东亚共同体等。东盟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区域主义实践，是“发展中国家最近似的安全共同体”。冷战后，东盟主导并建立了一些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和多边安全机制，如“10+3”、“10+6”、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都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合作和地区安全对话。东盟的建立及其在冷战后的迅速发展，体现了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6]

在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的基础上，“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曾盛行一时。2004年，第八届“10+3”领导人会议正式宣布将“东亚共同体”建设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次年的首届东亚峰会予以确认，同时明确“将继续以东盟与中日韩进程为主渠道”。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大力提倡“东亚共同体”建设，得到了中韩两国的积极响应。在第二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承诺“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2012年，“东亚展望小组2”在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建议在2020年前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这一建议被同年召开的东盟领导人会议采纳。虽然“东亚共同体”构想得到了东亚主要国家的普遍认同，并已为地区国家所接受，但在鸠山下台之后，“东亚共同体”构想遭遇挫折。由于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日本加速“右倾化”，冷战期间建立的安全架构及其体现的冷战思维使得东亚地缘政治竞争激化，地区合作困难增多。此外，随着合作深化和挑战增多，东盟“小马拉大车”的局限性也开始显现，不管是在合作议题和议程的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东盟都显得力不从心。东亚地区合作进程遇到的困难说明，“东亚共同体”建设亟需增加新的内涵，注入新的动力，探索新的路径。[7]

亚洲地区在“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原则基础上，[8]还建立了其他一些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安全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不断深化防务安全合作，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朝核六方会谈机制为六国进行安全对话提供了有效平台。[9]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亚洲各国守望相助，展现出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推动了以双边货币互换及清迈协议等为主要内容的亚洲金融安全网的发展。

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在上海举行，与会各国决定进一步推动亚信进程，继续落实信任措施，通过全面深入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与其他地区、国际组织和论坛建立和促进合作关系，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把亚洲建成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彻底摒弃强权政治的影响，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亚信上海峰会的成功召开表明，亚洲国家正在努力寻求整合各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超越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竞争，以建立一个崭新、包容的亚洲安全架构。

冷战后亚洲地区在共同体建设方面的实践，以及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安全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表明，多数亚洲国家真切希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并已取得相当成就。在推进亚洲区域合作过程中，亚洲国家逐步形成的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将为正确处理国家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作出历史性贡献。[10]虽然东亚共同体建设由于地缘政治竞争和引导动力不足等原因遇到挫折，但其经验、教训与亚洲其他一些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实践一道，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

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同呼吸、共命运”，“在安宁的时候共同发展、在危机的时候共同应对”的集体合作组织。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等亚洲国家在总结共同体发展和亚洲国家区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在东亚地区合作同时面对挫折和期望、挑战和机遇的情况下，结合世界及亚洲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所提出的制度和理念创新。它要求各国在维护和追求本国安全和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正当权益及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在追求本国安全时促进各国共同安全。它要求各国求同存异、休戚与共、利益共享、权责共担，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心态谋求共同发展，以和平对话与协调来促进相互间战略互信，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和新型安全伙伴关系，进而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实现。

中国之所以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首先是认识到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和亚洲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期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亚洲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利关系，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垂直供应链。这一供应链还在持续扩展中，将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创造更多经济发展机会。[11]亚洲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的任务艰巨，它们都希望把握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机会，特别是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民族和文明复兴。这不仅需要开展经济、贸易、金融、技术合作，建立统一开放的经济空间，而且要避免各种地区合作机制重叠交错导致的效率低下和恶性竞争。同时，亚洲各国作为泛亚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一环，利益休戚相关，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整个次地区甚至整个亚洲。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使亚洲国家认识到必须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协调，以共同应对危机，确保经济安全，实现共同发展。

其次，亚洲国家希望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但不希望卷入地缘政治竞争。由于地理接近，人文和经济交流密切，亚洲国家面临各种共同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而现实矛盾和分歧却有扩大之势。多数亚洲国家认识到要实现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多数亚洲国家希望能够平等参与与己相关的地区问题的解决，希望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网络攻击、流行疾病、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威胁，但不希望看到任何域内或域外国家成为本地区的霸权，它们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为一己之私搞乱地区形势，这是亚洲国家发起东盟、上合组织、亚信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主要原因。亚洲国家希望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合作安全之路，建立一个平等、民主、包容、相互约束的亚洲地区安全架构。

最后，中国与亚洲多数国家有共同的希望和追求，愿意对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协调和引领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中国才是亚洲经济的核心，既是组装中心，也越来越成为最终需求的来源地。[12]中国的发展将促进亚洲的和平繁荣，中国的发展也有赖于亚洲的和平繁荣。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从内部保证了中国发展的和平性，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将从外部保证中国和平发展。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中亚洲唯一的常任理事国，中国有责任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有能力发挥“中枢国家”作用。中国已一再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希望超越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竞争，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管控地区国家的矛盾和分歧，防止热点问题的恶性发展，约束大国博弈，防止大国关系恶性互动，和亚洲国家一道建设平等、民主、包容的地区经济新秩序和地区政治及安全新秩序，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使亚洲国家在真正分享中国发展成果的同时，化解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对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亚洲新型发展伙伴关系和新型安全伙伴关系的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