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上）

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人认识论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视野观察问题，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造成的大量灾难性的问题又使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全球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处理世界性问题是一种能力，对于国家而言，就是国家治理世界的能力。任何国家，尤其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都有自己治理世界的能力及其塑造理论。在这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已有相当的经验，中国人则处初步实践和学习阶段。无疑，深化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于“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1]是绝对有益的。

一、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当前国际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中国的崛起拉动着世界舆论。面对中国的发展，东西方世界近在咫尺，而双方认识却远在天边。中国的报纸引用美国对中国如何好的评价，但同时又发现西方人在表扬中国的同时却在不断说中国“威胁”。其实，这里头都有误读的成分。

在不同时期，资源短缺有不同的表现内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短缺是市场。那时还没有深化的市场，整个殖民地是自然经济。因而世界市场是平面的浅层市场，非常表面化。我们过去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市场。但是，中国的农村那时并不是广阔的市场，而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产品的交换场所。自然经济就不可能是广阔的市场，因为它不是为利润而生产，商品交换只在非常有限的剩余产品的范围内进行。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地也是那样，宗主国家扩张得越广泛，市场就越大。如果没有纵向市场，或者说深度的市场，宗主国只有靠量的平面扩张来扩大市场。于是，各宗主国的殖民地扩张都非常厉害，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都是殖民地。二战以后出现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原殖民地都组成国家，有了主权。这样它们自己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国内市场。于是亚洲崛起了，这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同时也是国际市场的崛起。市场崛起，南方国家购买力就增加了，市场短缺的矛盾相对缓和。但另一种矛盾也出现了，这就是在市场有力的拉动下资源短缺却成了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

大家知道，人饿的时候，第一个需求，就是增加自己的食物总量。处于自然经济时期的亚洲国家及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及相应的产品总量不足。这使他们跟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时候，总处于弱势。

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认为只要生产力上去了，其他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但等我们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正如一个人一样，小时候我们缺的是力气，等长大以后，肠胃消化功能非常好了，这时却发现缺少的不是力气，不是劳动能力，不是技术，这些我们都有了，这时我们缺的是“粮食”即支撑发展的资源。正如孩子小时，母亲又开始希望孩子快快长大，将来能做顶梁柱。孩子长大了，母亲焦虑家里粮食不够。现在是，中国长大了，长成小伙子了。由于长得太快了，他还没有作成人的思想准备。在成人节上还有些腼腆，声称我还小，我不会为吃饭与大家打架。现在西方世界捧中国是制造工厂，夸中国人能干，把重担压在中国头上，这没什么问题。但能干的人饭量也大，这时西方人就不行了，中国向世界多要点资源，他们就说中国“威胁”。

中国人确实是很聪明。毛泽东同志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人不仅学会了战争，而且一打到底，也学会了造原子弹，造得也快。从小米加步枪起步打败了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并且打败了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此后没人敢再欺负我们，也没了美国人、日本人敢在中国土地上强奸中国女生的事件。尼克松见毛泽东时紧张得不得了，美国人到现在都害怕既驱虎豹，又打熊罴的毛泽东。后来，中国人又觉得经济不行，不如西方。于是中国人以西方为师，学经济，现在经济也起来了。

西方人跟中国人竞争，在战略思维方面不是对手。亚洲人极聪明，为什么呢？亚洲的文化底蕴厚。现在我们只知工业全球化，其实中世纪历史上还有个农业全球化。那时谁采取农业生产方式，谁就会获得强势发展；反之，就必然灭亡。那时，大凡入侵到农业国度的非农业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都被迫采取了农业方式，一采取农业的方式，就获得大发展。那时候农业生产方式是世界最强势的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产方式能较快地通过土地税赋聚集资源。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性大国，第一要务，是要有一定的方法把尽量多的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土地是中世纪财富的主要源泉。那个时候，农业民族以经营土地为专长。地多粮多，粮多人多，人多税赋和兵丁多，兵多将广，国势就会强盛。亚洲人曾在世界农业全球化浪潮中独领风骚。华夏体系主要就是围绕土地资源而建立的汲取资源的世界治理体系，所以中世纪的中国就是亚洲的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政治的中心。近代欧洲许多思想家都崇拜中国文官制度。

大家看看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从巴比伦、埃及始，依次衰落，近代留下的就是印度和中国。印度先于中国衰落，并且落了个完全殖民地地位。由于中国在这次农业全球化浪潮中挺到最后，这使中世纪中国在衰落之后还能在亚洲留下这么一份深刻影响东亚的中华文化遗产及与之相应的华夏文明体系。我们不要简单地认为这份遗产中的内容只是一些简单的“阿弥陀佛”，也不要以为孔夫子就是老夫子。远不是这样。

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中国是世界中世纪农业全球化的重要发源地和最后堡垒，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后不久，中国农业文明在西方的隆隆炮声中轰然坍塌。这并非我们的GNP不够，而是我们的自卫能力不足。[2]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跟叫花子一样，见咱们紫禁城内大缸上的金子都要刮，见什么都抢。那个时候文化我们高：咱们宫女都会背唐诗，这些入侵者多数肯定不会背莎士比亚。他们凭过来的几只船，就能把我们打败。所以，我说财富是随着暴力走的。谈不通就打，打完了以后财富就过去了。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因为政治妥协是有底线的。西方就这样用暴力整个把东方的财富转移到西方。[3]从大历史看，东方向西方的财富转移，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十字军东征，这场长达二百年的西方远征，把中东阿拉伯的财富转移了过去，经意大利转到欧洲，形成欧洲较早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工业革命在大不列颠登陆成功之后，旋即席卷世界。这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其相应的文明形式。中国开始是被迫后来便是批判地接受了这种文明的合理内容。中共十四大之后，我们迅速卷入工业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并学会其中的“游戏规则”。但同时我们又因过于迷信这种规则而得鱼忘筌，失去了丛林生存的能力。生产力上去了，打仗我们却不会了！在信奉“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我们却将生存变成软道理。可西方人没有这样，黄仁宇说，中国人往往不能体会出“英美政客在公事敌对时毫不留情，私人见面又和蔼亲切之习惯”。[4]西方人跟你平时相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却是弯弓月：谈通了，好说，谈不通，就动粗，打你不商量。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与过去有什么不同，我们跟西方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已不是饭量有限而又无力的小孩子，它长大了，肠胃消化吸收功能也强大了。市场经济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极大地刺激个人的能动性，把人纳入资本范畴来消耗，一切都成了资本化的东西；资本天生俱来的不赢利即灭亡的特征使整个社会周转得非常快，中国也在资本的刺激下转起来了，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新问题。我们原以为我们地大物博，只要生产上去了，我们资源有的是，怕什么。现在则发现，生产确是上去了，可资源的存量却几乎没有了，中国犹如一个饥肠辘辘大汉，空有一身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