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上）（6）

丘吉尔以为罗斯福拒绝自己的方案是“因为受他的军事顾问偏见的影响而在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所有这些虽然次要却充满希望的机会扔在一边”，丘吉尔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在选择开辟第二战场地点上，罗斯福的确受到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C •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的影响，其实，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的意图也并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对儿子伊利奥（Illiott Roosevelt）说：“当丘吉尔为他入侵巴尔干的主张辩护时，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苏军无法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匈牙利也不让苏军进入。”[42] 1943年8月10日罗斯福总统在联席会议上批评丘吉尔方案，认为：“试图将军事战略奠基在政治结果的赌注上是不明智的。”[43]斯大林也看到丘吉尔的意图，主张罗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44]而丘吉尔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询问英国人是否真对从法国登陆的“霸王”计划有信心或者“只是口头上说说来安慰俄国人”之后，才被迫放弃了他自己的从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45]1945年3月丘吉尔向罗斯福抱怨苏联正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强行建立亲苏联的政权，并提议他和罗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罗马尼亚清洗非共产主义分子，履行雅尔塔保证，创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的波兰政府”。但此时丘吉尔从战略上已无力回天，“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因为实际上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控制范围”。[46]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对此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去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47]“这在战争导向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没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终取得胜利也不能作为辩解之词”。[48]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对此，还是美国人自己看得明白，说得明白。就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驻欧洲记者霍德华·史密斯（Howard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对岸的俄军，发现“新俄国”进入欧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图，又进一步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二战爆发以来，扩张得最厉害的还不是俄国，而是美国。“从边境算起，俄国的统治新范围扩增600英里，而美国则是7000英里”。[49]美国作家沃尔特· 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更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崩溃，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50] 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51]

二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敲响了大英帝国和欧洲霸权的丧钟。1945年乔治 • C • 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52]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现在这种历史和关系已经倒置，今后美国应有从欧洲手中接过世界霸权之棒的抱负并“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讲这段史料，想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和平并不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消失，它恰恰是战胜国的军事力量之间的类似积木式的制衡，是国家间实力博弈的最终结果；

二是说，今天我们见到的欧洲衰落，也有美国落井下石的因素。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既是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的结果，又是美国通过扶持苏联而削弱欧洲的成果。由于罗斯福总统的深远布局，二战结束后，欧洲一蹶不振，并由此对美国依赖加剧。但这样也造成了因苏欧力量失衡，苏联在欧洲反客为主，过去美国与欧洲抗衡的历史，这时反转为苏美全球对抗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又使美国被苏联拖得疲惫不堪，卡特时期，美国还差点被苏联赶出印度洋。里根上台后，全方位向苏联挑战，结果又使苏联在老布什时期解体。苏联解体后，欧洲力量天平倒向西欧，欧洲政治经济统一进程加快，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美关系又回归到历史的起点：与18、19世纪不同的只是，这时美欧关系已发生了严重错位，过去美国反抗欧洲霸权的关系，现在转变为欧盟反抗美国霸权的关系。

三是实力逻辑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外交哲学的核心，而通过国家间的力量均势制衡而不是消灭对手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高智慧和最精髓的部分。但并不是每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能理解英国人留下的这份遗产的历史意义。记得在德国即将灭亡，欧洲战场即将胜利的前夕，美国陆军上将巴顿（George Smith Patten，1885-1945）曾想进一步挑起事端，攻打苏联，从而将即将来临的两个阵营的冲突消灭在起始阶段。艾森豪威尔对此坚决反对。这是因为巴顿将军只知道军事战略，而不懂得国家政治大战略。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大战略考虑的是建立一个战后便于美国控制的大国相互制衡的世界体系。如果美国真是采纳了巴顿的建议，那战后美国就会很快直接面临着一个不受牵制的因而是强大的并让北美洲再次感到战略压力的欧洲。如果美国人把苏联打下去的话，那美国就整个成了欧洲人的战略打工仔，这对美国没有多少好处。艾森豪威尔深悟老英国均势政策的要义，懂得世界治理的要义在于大国制衡，因而不可能支持巴顿的莽撞之举。但话又说回来，这事如果在放在现在小布什时期，备不住小布什就会采纳巴顿的建议。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欧洲一体化并向美国叫板的形势，就会提前半个世纪。前面我说过，现在美国人的战略能力严重下降。现在的小布什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巴顿式的军人，其政治智力已远逊于其父。海湾战争时，老布什救下科威特以后，就鸣金收兵。理由很简单，如果把萨达姆打倒并更换政权，美国就没有理由继续驻扎在科威特和沙特，那样的话，就没有美国的事了，就该班师回朝了。这不是美国解放科威特的目的。老布什有意将萨达姆留着，只要萨达姆在，科威特就总得抱紧美国的腿，依赖美国。这还是老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的成功运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5月31日下午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立足国情，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来源：“胡锦涛：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3435351.htm。

[2] 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参见：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

[3]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0页。

[4]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5]“中国对全球GDP贡献率15％”，http://news.sohu.com/20040920/n222124515.shtml。

[6] “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7]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8] 资料来源：“煤炭大省山西近1／7地面‘悬空’”，2005年8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8/27/content_3410011.htm。

[9]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要理解饥饿，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放在权利体系中加以分析。”他认为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在于供给不足而在于穷人的“粮食权利”失败。他说“粮食权利所反映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支配的最大粮食数量，实际消费量可能小于这一数量”，“一个人之所以挨饿，要么是因为他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要么是因为他拒绝使用这种能力。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所重视的是前者发生的可能性，而不考虑后者发生的可能性”。（参见[印度]阿马蒂亚·森著：《贫困与饥荒》（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31、61页。）

[10] 王均伟：“陈毅元帅的豪气”，《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第89页。

[11]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12] [法兰克]艾因哈德、圣高尔修道院僧侣著：《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3] 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几百个邦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1871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1860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1880年德国迅速赶上，分别为7.8%和8.5% ，1900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 参见申漳：《简明科学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