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上）（2）

现在西方人一方面赞扬中国人好。中国人怎么能不好呢？给欧美国家提供了那么大的市场，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89％，而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15%。[5]这样只干活不吃饭的中国人当然好。但另一方面，西方人又说“中国威胁”。威胁在哪儿？就是你能干的同时，饭量大了，吃得多了。西方人说中国人勤劳能干，但勤劳能干的人饭量也大，这时，这种基本人权西方人便不讲了。试问：天下哪有只干活不吃饭的道理？中国现在也是这样，能干活，但饭量也大。现在东西方的矛盾是这样，美国跟我们的宣传同一句话中的语境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按目前的发展速度，世界的资源是绝对不够的，中国的资源消耗已近极限，这样的矛盾便是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发展本身。经济是发展了，但支撑这种发展的资源却严重不足了。昨天我们担心的是市场不足，若断了外部市场，就等于中国60%左右的外贸拉动力没了，国内许多企业就要停工。而在今天，资源则成了中国发展的“阿克琉斯之踵”。一旦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中断，中国经济发展就无法持续；发展这个东西和生存不一样，前者贵动，后者贵静。生存是在作瑜珈功，被埋到地底下，只要有一点能量，就能活下来。这种状态在经济中就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它的特点是，劳动力和工具很容易结合。一把锄头，一个人，一点地，就可以生产吃饭了；它在任何地方都能形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因为它使用的生产工具最简单，所依赖的条件最少。在山里也能种地，在森林能采集，在海边能打鱼；这种经济不为利润，生产直接与消费一致，自给自足，没有发展的压力，所以它生存能力极强，但与之相应的是它的发展能力却极弱。自然经济方式我们已经感受过。毛泽东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中保存下来，这种经济不依赖外部市场的特点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邓小平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相对缓和的世界环境中发展起来。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时发展就成了经济运行的“硬道理”。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启动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做自然经济的瑜珈功了，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消费与需求之间已介入利润，这样发展问题就成了生存问题：国家发展的中断就是国家生存的中断。

只要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其发展就是国家生存的“硬道理”[6]；只要把发展势头打断，市场经济国家稀里哗啦就会倒下。不管你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都是这样。当今中国面临的威胁就是可能出现的发展中断。现在国内的情况是靠透支资源发展经济，这条第三世界发展的一般道路已不适应于我们中国了。现在各个企业单位都是利润挂帅，宾馆更是这样，各种浴液、梳子等等，都给配齐，也不问你是否需要。但这都是国内的稀缺资源。它们管不了这些，因为这里有利润。一个国家经济如果由利润主导，那将是很灾难性的。为刺激消费，在一个好点的饭店吃个饭，好几个服务生围着伺候你，听说还有所谓“跪式服务”，这有必要吗？但这能提高利润。 

这种透支资源的做法，导致中国发展资源的严重短缺。像山西挖煤。为什么近年煤矿事故频频发生？这是由于长期开采，以至挖煤已经挖到地质结构不允许的极限；油价上涨刺激了煤价上涨，高额利润又刺激了超极限开采。石油价格疯涨，煤自然也会涨价，利润也跟着涨。矿区频频发生的塌方事故，这是安全措施问题，但更是地质结构破坏问题。马克思曾通过转引的方式对资本的这种本性有入木三分的刻画，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果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7]现在是为了利润，人们开采地球资源已疯狂到不顾地质结构允许的程度。塌方后就追查个人原因，其实这已是个人担不起的责任。中国煤炭资源开采虽未达到贮藏极限，但达到了地质允许的极限。电视上看山西有些地方，挖得村庄都塌下去了，也有的挖得山开缝了，破坏了地表结构。挖到这个程度，能不出事吗？再严格的安全措施也经不住天塌地陷。[8]

科学的发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在GDP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下降。也就是说，生产与资源的消耗呈反比变化。现在我们资源的消耗比GDP还高，这就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部极其依赖，在资源方面我们现在已是饥肠辘辘，这是实话。我说中国人聪明，过去我们是市场短缺，现在解决了，中间有一个金融短缺，我们大量地引用外资，金融短缺也解决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不错，欧元又升起，这增大了美元的风险。货币多元化对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有利的。现在是资源短缺，我想中国人也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国际资源，只是相对稀缺而非绝对稀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一个著名的关于饥荒的理论，[9]他说饥荒的原因并不是没有粮食，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没有消费，也就是说多数人的粮食消费权利失败。为什么呢？囤积。拥有粮食的少数人他消费不了那么多，他放着，大多数人有强烈的粮食需求却没有能力获得粮食消费，需求与消费的严重分离才能导致粮食价格的居高不下。这样饿死人就成了囤积者发财的前提。如果说，消费与生产的分离是价值产生的前提，那么，需求与消费的分离则是价格产生的前提。现在的世界是什么呢？需求中心和消费中心分离。资本主义早期，消费中心和需求中心都统一于欧洲，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消费。美国崛起造成世界上欧洲的消费中心与美国的需求中心相分离，美国人在打败英国人和西班人后，美国人成为消费的中心。消费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要靠枪杆子维护的，不是天生就给你的。

人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穷人呢？天桥上为什么总有老太太躺着呢？那是因为她只有需求能力而没有消费能力，就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消费权利的失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酒肉臭”，是消费过剩，富人用不了这么多，但他还要贮财。“冻死骨”，是有需求能力但无消费能力。人的消费能力不仅是体力，而是一种社会权利的实现能力。近代美国靠强力打破了英国的垄断格局，此前，世界资源都往英国走，打破之后资源都往美国走。与欧洲曾是世界消费中心而美国曾是世界的需求中心一样，现在的美国是世界消费的中心但却不是世界需求的中心，世界的需求中心已从北美转向亚洲。现在几乎全世界的穷人在养着美国。美国人很好，美国当然好了，他是靠制造南方国家的贫穷来实现自己的好生活的。他用暴力几乎把全世界的石油拿回去，他们用石油像用水一样便宜，他们的电话费非常便宜，因为其所用能源成本低。如果有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他们很自豪：我们才几美分。这都是因为他们被全世界包括科技人材在内的世界资源供养着。石油也是这样，他靠暴力拿下全世界石油。现在，亚洲这个新的需求中心崛起，印度和中国是其中的需求大户。但是世界上这两个大国却没有被世界资源垄断集团即七国集团所接纳为资源共享成员。

二、历史运动本身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

中国为世界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却在世界上没有获得相应的能源共享份额，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历史上是暴利引导贸易，而暴利却往往是通过暴力而非嘴皮子实现的。海军前行，商人跟进，永远如此。妹妹呀坐船头，哥哥呀岸上走。哥哥不在后边跟着，妹妹她绝对走不远，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暴力的世界。我们有些同志对文化太迷信了，以为世界真这么温情。毛泽东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外交更是这样，太斯文了不行的。你看当时中国外长陈毅怎么说话？1965年9月29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当香港记者问：中国政府怎样看待美国利用香港作为侵越战争的据点？陈毅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10]这一番回答，全无通常的外交辞令，豪气干云，既不失原则也有威力，令全场震憾。我们现在只说我们不威胁，人家也不信，说你都长成小伙子了，我们当然不放心。事实上也是如此，天下哪有没经过打架就顺利长大的孩子。所以说现在的国际外交，得有军队跟着走。

历史运动根本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我们不能相信文化万能。就说现在大家说的那个英语，英语的世界性普及最初并不是通过普及教材，派和平志愿队，搞什么“英语角” 或在展销会实现的，而是通过殖民者的血与火推向全世界的。如果不信，我们就看看当今世界除英语母国外，凡是殖民灾难深重的国家，凡是贫富差距大的地方，都是英语比较好的地方。如果非洲人在近代也是优势民族，那么，今天在座的可能都是满口非洲语。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广州话现在兴起？在文革那个时候没人学广州话的，广州话跟香港话一样听不懂。为什么没人学？那地方当时经济政治都不行。我们是以北京话为中心，因为北京是中国政治中心。改革开放时沿海经济发展了，就开始学沿海的话。“广东人啦——”什么的，因为广州成了中国的经济重心之一。语言是一种地域标志，对个人来说更是一种身份和立场的标识。大家看英国人，现在英语中有许多法语词汇，那是因为威廉一世于1066年从法国下海打进英国并实现统治（1066-1087），在法国人统治的时候，整个法国的生活方式渗入到英国的贵族生活里，这与近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渗入到印度贵族生活中一样。所以，现在英国人展示几句法语，实际是下意识地暗示自己“高层次，小范围”的身份。可见，暴力而非所谓“文化”创造了贵族和等级。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文化的作用也不要太迷信。在很多情况下，历史是所谓“没文化”的人创造的。毛泽东说得好：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