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上）（5）

有人说，科学无国界，但人是有祖国的。人并不是只要有钱就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高行健，说过一句话，典型地反映他的思想。他说祖国是随着他走的。但历史上祖国也是跟着犹太人走的，一路上犹太人也挣足了钱。但最终走到哪呢？走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把钱交给希特勒后就进入焚尸炉里了。在德国纳粹把犹太人一个一个赶到毒气室里的时候，犹太人的钱没能救他们的生命。可见，钱是随个人走的，但个人是跟着祖国走的，而祖国是绝不能跟着个人走。这是人生的铁则，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能玩机会主义的花活。

从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可认识到祖国的意义了。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这么一点点，比美国小多了，伊斯兰的圣战竟对它无可奈何。恐怖主义美国都害怕，以色列不害怕。以色列富吗？不富；力量大吗？不大；地盘广吗？不广，只是以色列人心强！他们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认得了祖国对个人的意义。在美国有钱的犹太人倾尽家产，推动美国政府形成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致在美国形成一股很大的犹太人力量。五十多年过去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仍岿然不动。

有人会说，这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但祖国没了，你个人再有才华，都没有用。罗马帝国，发迹于十二个土丘部落。开始是高卢人打他，罗马人反抗。罗马人打败了高卢人后转头南下，打赢布匿战争（前264-前164）后便屠城地中海对岸的迦太基，接着就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征服地中海的过程也是罗马奴隶制发展的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给罗马人做奴隶的并不都是没有文化的穷人，还有许多极有才华的学者、艺术家。这时，奴隶的地位与才华没关系，而与民族国家有关系。可见，人才竞争是有条件的。在征服者面前，被征服者的艺术家也是征服者的奴隶。二战快结束时，盟国军队打到德、日国内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掠劫科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成为中国原子武器的奠基人，此后，钱老终生不至美国。记得20世纪80、90年代曾有许多留美学生不回国，钱老就告诉大家，他们会自愿回来的。究其原因是钱老的海外经历使他悟透了科学与祖国的关系。

袁隆平用他自身的经历讲述了搞科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他认为“作为科学家，首先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论多么优秀的人，如果太自私，对社会，对人没感情，不行。”他说：“我为什么一辈子潜心研究杂交水稻？年轻时，我曾亲眼看到5个人饿死，倒在路边上、田坎上，那个场景真叫惨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啊，就是因为没有饭吃就这样活活饿死了。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什么事情都谈不上。” “于是我横下心来，一门心思研究水稻，研究杂交稻、超级杂交水稻。动机和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吃饱饭。我出了点名后，国际上有多家机构都高薪聘请我出国工作，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的根在中国。” [31]

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演员、艺术家，在国内干得很好，可不知为何，他们宁可洗盘子也要出国。洗盘子和演戏不是一个意义的东西。你有才华，就应该展示你的才华，才是正常的。当然干下等活不能被看成是不好，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长期这么干，就是浪费了你的才华，因为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还是不等值的。外国餐馆老板多得意：这个洗盘子的在中国是某某著名演员，那个洗盘子的在中国是一个著名科学家，那怎么行？

五、实力逻辑和力量均势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16世纪法国大政治家黎塞留（Armand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对均势学说有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32]不同的只是，这个“比例”是由谁安排及对谁形成均势制约。

现在看来，苏联解体后，我们对世界格局的判断过于乐观，以为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结束了。其实世界格局，从而世界和平永是大国战略力量通过特定形式磨合达到的平衡结果。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讲的都是一个国家战略力量间的平衡。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国家战略力量的平衡也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实力大的一方，总会在平衡中获得较大的利益。从这个意思上说，冷战才是和平的常态，和平是国家间军事力量相互抵消后的结果，而不管这种抵消采取什么方式。

以雅尔塔体系为例。雅尔塔体系的特点是在分配战败国利益的基础上保证大国间的力量平衡并在这种平衡中实现大国制衡。这在欧洲是以东欧划线，这样造成了欧洲和苏联的平衡。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平衡并不是战后的结果而是战争中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过程中磨合出的结果。我读这段史料时，感觉到美国二战中的全球战略，并非只像学者们说的只是为了打败德国、解放欧洲，其实在美国与欧洲同盟国合作时始终还贯穿着通过扩大苏联的战后势力范围以削弱欧洲的意图。

这里有一段大家熟知，但对其深远意义却未透彻解释的史实。我们知道，在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33]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事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34]有人认为，丘吉尔的军事行动计划是为了“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将大批德军牵制在意大利以减轻苏联的战争重担。”[35] 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也表示：“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36]而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37]

其实，我们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至，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乃至地方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38]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39]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现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战后苏联方面，美国与英国存在着更大分歧。英美双方都明白，盟国英美军队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对英国战后势力范围大小至关重要。在丘吉尔看来，战后当美国军队退回美洲后，能够影响欧洲的力量只有英国和苏联，因此，防范苏联，尽可能缩小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是英国战后是否能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这时罗斯福也在考虑战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40]自18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受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挤压，一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二战中，英国国力已在希特勒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41]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项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苏联从东面牵制欧洲，就能减轻来自大西洋东岸的对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从地缘政治上将苏联战后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