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马会”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里程碑

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习马会”，不仅成为海峡两岸民众与各党派关注的焦点，而且为世界瞩目。2008年以来，先是倡言“胡马会”，继而又有“习马会”之说，为什么“习马会”在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即将卸任之际才得以举行？会面地点为什么选在新加坡？会面时为什么两位领导人互称“先生”？这次会面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深入透视“习马会”，这次会面不是偶然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必将对开创两岸新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习马会”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49年底开始，海峡两岸处于隔绝状态。正如习近平在“习马会”致辞中所言：“曾几何时，台海阴云密布，两岸军事对峙，同胞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给无数家庭留下了刻苦铭心的伤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直到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两岸关系才进入了祖国和平统一的新时期。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海峡两岸领导人邓小平和蒋经国都曾经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进行过努力探索。邓小平在两岸关系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由此可见，“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已经清晰地勾画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蓝图，开辟了积极稳妥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路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形成，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已经建交，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已经消除，同时国民党自身形象与大陆政策有了很大改变。中国国民党通过不断反省大陆失败的原因与教训，苦心经营，使台湾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经济状况的改善与民众生活的提高，使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有所改善。尽管蒋经国由于历史的包袱太重不愿意在大陆政策上彻底放弃敌对立场，进而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抛出了“三不政策”，但还是迈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步，即放弃了其父始终念念不忘的武力“反攻大陆”口号，代之以和平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其后，蒋经国本着“向历史作交代”、“向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大势所趋和“有所变，有所不变”思想指导下，一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政治革新，一方面创造“亚银模式”即以 “中国台北”名义出席亚行会议，理性地处理了“华航货机”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他病逝前毅然决然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从而开启了两岸关系交往的闸门。

进入90年代，新当选的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逐步背离一个中国原则，极力推行“两个中国”为核心的分裂政策，一直发展到公然主张“两国论”，严重损害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危害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危害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李登辉之流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为了遏制“台独”，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问题上的最突出贡献：

一是因应两岸衍生的问题，在两岸签订《金门协议》的基础上，与台湾成立的“海基会”相适应，成立了大陆“海协会”，建立了两岸非官方协商机制。

二是在两岸共同需要的基础上，经过艰难协商，两岸两会于1992年达成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成为两岸交往的基础和前提。

三是实现了1993年和1998年两次“汪辜会谈”。“汪辜会谈”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一步。“汪辜会谈”的举行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祖国大陆积极推动下，在两岸关系迅速发展的压力下，在台湾当局现实政治需要下等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四是发表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八项政治主张。在八项政治主张中，最突出之点在于两岸协商谈判的对象上，由邓小平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调整为“两岸和平统一谈判”。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江八点”遭遇了李登辉的分裂行为和“两国论”的挑战，使得本应发展的两岸关系大好局面出现了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