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反思

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30多年来，我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产生了大量的翻译、介绍和评价的成果，使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发展和现状有了一定了解，而且解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思想，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间接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自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学术界部分肯定和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对象泛化、研究目的不明确、理论意识弱化等问题。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表面看来很繁荣，队伍不断壮大，成果不断涌现，但却暗流涌动，危机四伏。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强调问题意识，在问答逻辑中深度剖析研究对象，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平等的对话，使之成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益借鉴。

第一，要强化对研究对象的甄别意识。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对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研究对象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70年代之后新出现的学者和思潮却往往不加甄别地展开研究，以至于有学者感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好像只要西方的学者在论著中提到了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就可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才产生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我们认为，对于后者，也应该像对待前者一样，要严格甄别。“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只是一个时空概念，只有那些还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并积极寻求超越当代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家才有资格被算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丧失了理论源于实践的思维方式、人民大众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不展开总体性批判，不去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的学者即使是研究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也不能算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遑论那些只是在自己的论著中偶尔提到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可以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对象，但不应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全新人物的时候，这种甄别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一个思想家，如果我们连他的根本出发点和哲学主题都搞错了，对文本细节的探讨也必然出现方向性错误。

第二，要强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哲学建设服务的意识。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在开展过程中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直到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还没有完全形成一种自觉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哲学建设的意识。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出于纯粹学理的兴趣而开展研究也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离不开这种兴趣。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此，因为在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为了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更高阶段的中国化发展，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社会语境下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来说只是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之一，既不是全部，更不能取代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创造。因此，今天要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强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哲学建设服务的意识，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和理论旨趣，并且将其化作一种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哲学建设有益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