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反思（2）

第三，要强化理论重构意识，强调史论结合的治学方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较为全面、仔细地清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文本，涌现了许多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论著。这是一种进步，但与此同时，又陷入了另外两种倾向：一是一味求新，在对原有人物及其思想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急匆匆地去研究新人物，好像越新的东西就是越好的，从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学术泡沫；二是一味求细，在对这些新人物的解读过程中，往往离开他们的思维模式、文化传统、问题意识和时代语境，囿于对其文本进行细节的解读，使之成为孤立的、抽象的文本，满足于自我阐释。新人物和新思潮的引入固然必要，但不能浅尝辄止，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面，更不能停留在被肢解的细节之中，必须强化理论重构意识，回到思想的和社会历史的现场，在文本所从属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中，在文本所面对的时代困境和问题意识中，用人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来重构这些文本中所包含的理论，让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说中国话。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时代化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总结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时代化的一般规律，为我们自觉地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供借鉴，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第四，要强化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以平等的心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对话。这是当下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最为缺乏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介绍和转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思想理论的过程中，只从字面上转述，只说这些思想是什么，而未能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其思想前提是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缺乏一种可以深入其中又超乎其外的理论自信，不能切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要害；二是在一些基础理论问题上，我们往往听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某一家的观点，把他们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而缺乏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的能力和信心，以至于“以西解马”成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时尚”；三是我们的研究者很多时候看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命题的局限，意识不到他们的观点具有地域和时代的局限，反而把它们当成一种“普世”的结论不加反思地应用于探讨中国问题，结果造成了对中国问题的大量误读。

总之，为了推进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的哲学研究，需要强化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尊重和认真倾听每一个研究对象，但是，又与他们保持积极对话的心态，使其成为我们解决理论问题的一种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解决我们自己的理论问题，更可以使我们对文本的研究更加深入。不仅可以开花，而且可以结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