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

当代中国社会学应该具有的理论自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坚信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社会学，一定能够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二是坚信中国社会学不仅能够回答中国自身的问题，也能够对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作出贡献，因而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前者是社会学中国化，后者是中国社会学普遍化，二者虽然方向相反，但既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也是相互融通的两个阶段。

社会学中国化孕育中国社会学普遍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学海外的优秀社会学者回国，开始反思和扭转鸦片战争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片面西化、全盘西化的风气，倡导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社会学，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由此诞生了社会学本土学派，诸如社区学派、文化综合学派等勃然兴起。但由于当时学界认识参差不齐，而且在接踵而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条件下，本土性的研究难以顺利开展，使得社会学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未如预期。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恢复重建后，费孝通、陆学艺、郑杭生等学者坚持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社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乡发展理论和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三农”理论和社会建设理论、社会互构和社会运行理论等重要学术成果，为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经过广大社会学人3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社会学伴随中国发展进程，开启了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新阶段。

所谓开启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新阶段，并不是说社会学中国化结束了，而是说二者互为表里、相互贯通，社会学中国化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奠定基础，后者也成为前者的逻辑延伸和更高形式。

首先，提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实质就是争取话语权，增强理论自信。因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社会学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概念，并非只要研究中国的、或中国人研究的就是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能反映中国社会特质，体现中华文明精髓。它要立足本土，但不能局限于本土，更不能只适合本土，而要努力发掘和发展本土社会学中的普遍化内容。只有这样，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拥有话语权，才能走向世界。

其次，提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而且有责任从中国社会学传统资源中整理和归纳出对解答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从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和提炼出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是“中国化”与“普遍化”相统一的，它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及其复兴现实实践的学术结晶。

再次，社会学中国化本有之义就不是简单地将西方社会学概念搬用到中国实际，而是中西会通——中西之学的兼容会通、综合创新。而这就必然会走向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即不是囿于中国的特殊性，也不是将这种特殊性推向世界，而是发掘和弘扬中国社会学的普遍性，通过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中国社会学的普遍性与西方社会学的普遍性相融通，共同推动学术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