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3）

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可行性

从外在需求看，多极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单靠西方一种理论解释全球复杂性，显然捉襟见肘；欲要以其统摄世界思潮，更是痴人说梦。更何况，有些自以为具有普适性的西方观念和理论，正是制造混乱、导致危机的根源。世界学术迫切需要也必将进入平等对话的时代。正如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的：“西方文化从重视自然世界的这一方向发生了技术革命，称霸了二百多年……自然世界要通过人文世界才能服务于人类，只看见自然世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一定会得到教训而醒悟过来，到了那时，埋在东方土地里的那个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也许会起到拯救人类的作用了。”社会学是一门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的学科，而中国社会学更是以研究“人群中的道义关系”（费孝通语）见长，自然应该增强理论自信，对此有所担当。

从自身发展看，首先，中国已进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阶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所谓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在外资、外企继续涌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企业、资本、技术、人员也在走向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把中国和世界紧密连结起来，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正在把生意做到世界各个角落，就连传统农民都在按照域外的订单安排生产并将自己的产品销往世界。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正如郑杭生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学既要有“本土情怀”，又要有“世界眼光”。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化”和“普遍化”不仅要兼而有之，而且要相互融合。其次，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在经济方面，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在生态方面，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占到世界的24%，今后还会持续扩大；在信息领域，中国的互联网网民已占到中国人口总数的44%，手机设备持有量已超过12亿台；在社会领域，中国在过去30年间有数亿人成功脱贫，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的条件下，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基本能够解决养老、医疗、就业、教育和灾害救助等民生问题；中国有56个民族，能够保持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睦……如此等等，都产生了世界性的重大影响。一般地说，解决困难的、复杂的问题所取得的经验、所形成的理论，对解决相对不太困难、不太复杂的问题应该会有启发。既然中国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已经遍及世界，那么，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中国社会学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就是自然而然的。

社会学中国化是基于对中国学术传统的自信，是基于对中国学术研究的普遍意义的自信，而不是孤芳自赏，更不是敝帚自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倡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前辈已经有了坚定的学术自信，今天的中国完全摆脱了八九十年前那种国势衰颓的厄运，迎来了伟大复兴的曙光。我们有条件不仅讲好中国故事，而且有能力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命题和理论，据此获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这是一项社会学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合二为一的任务。不论多么艰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完成这项任务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学者应有的理论自信。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说社会学越是中国化，中国社会学就越是普遍化。这二者的紧密结合、相互融通，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构成了其理论自信的实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