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塔西佗道德立法难题（2）

道德立法的困境

《编年史》论及过奥古斯都的道德立法所产生的种种负面后果:皇帝的密探满城活动，权钱勾当愈加严重，加重了罗马人的负担。塔西佗认为，道德立法对于没有公德的社会来说不仅无效，更是枷锁和灾难。所以，在完整地考虑了罗马帝国的腐败及道德强制的负面性后，他看待此类社会的道德立法，从根本而言带着悲观。他将观点塞进了提比略口中。共和美德的余温尚还留存，奢侈浪费引来了某些社会义愤;元老院把这一问题交给提比略处理。虽然提比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的回应非常政治化，给元老院的信中这样答复:“如果我们的有为的营造官们早些和我商量这件事的话，我一定会劝他们不要去触动这些积重难返的、声名狼藉的恶习，不要把我们实际上无力克服的弊端昭告于世”。他通过一连串修辞性的提问，描述了罗马在那些时日四处蔓延的奢侈之风，以说明想要整饬这个问题是多么困难。虽然他意识到奢靡之风是罗马城的“灾难”，但同时试图劝说那些不够明智的人，不要强迫公民远离他们已经如此深爱的事物。事实上，罗马道德立法有着久远历史。帝国时代将至未至，当监察官马可·加图等人希望国家的腐败能够靠复兴这些法律得到治疗时也采用过它们，加图的反奢侈措施遭到过激烈反对。

古罗马另一位学者普鲁塔克在《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加图传》中对“财富”进行了道德思辨，但连普鲁塔克自己也质疑道德立法措施的有效性，他提及奢侈之风的根源时说:“对于财富的渴望并非灵魂的本质属性，而是外部世界错误的观念强加给它的。”而提比略更是一个过于“政治化”的统治者而非公共精神的导师，他认为“甚至那些长期治不好的痼疾也只能用猛药医治”，在腐化积重难返的地方，试图恢复古老的节俭习惯的努力势必要求重塑公民，要求赋予政府异常强大的权力，并渗透到私人生活中——看来，在现代僭政产生之前，这种做法即使在冷酷残暴的提比略眼中也不合时宜。

在加图、普鲁塔克抑或提比略(塔西佗)看来，道德立法有效的前提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要求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由，通过彼此监督，密切关注公民的行为。

道德律法化不如习俗化

关于普遍道德败坏这一难题，在现实主义者塔西佗看来，政治、法律、教育和哲学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思想者塔西佗看来，还有着深层根源——文明的必然后果。

如果说《编年史》检审了帝国时代的文明弊端，那么其另一作品《日耳曼尼亚志》的政治意义便是为文明提供一种作为比照的野蛮时代的政治记忆。《日耳曼尼亚志》是为帝国罗马人写的:反思文明社会，借日耳曼自然、淳朴风俗来暗讽当下帝国奢靡之风，是其重要意图。在作品呈现的这种政治现实与参照范本的对比中，得出了一个经典结论:文明与道德风尚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不和谐(这正是18世纪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中心论点)。这决定了塔西佗无论从任何角度来检审帝国文明都是悲观论的。

道德风尚，在塔西佗的意涵里，与其说需被律法化，不如说当被习俗化。“习俗”而不是“法律”，才是思考的起点。正如维柯在《新科学》中的观点:习俗有着自然正当性，不仅是良法的根由，而且是良好公共生活和公共德性的发源地。塔西佗对道德立法的迟疑，其根由在此。《历史》和《编年史》的文明帝国，其社会风尚已经失去自然正当性，罗马民族偏离了一千年前罗马共和式自由的开端，难以在帝国罗马人身上培植美德。似乎在塔西佗看来，道德风尚的衰落是文明发展的时代必然，这也是塔西佗时代的罗马所特有的阴郁神秘气质，以致此魅力深深诱惑着十多个世纪后的爱德华·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