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塔西佗道德立法难题（3）

法律的力量只在外部

道德难题也令深受罗马史学气质影响的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眉头紧蹙。孟德斯鸠点出了立法者的困境:反奢侈法律产生于奢侈腐败等恶行，同时法律又与奢侈腐败的环境不能完全相容。罪恶与法律之间有着伴生又互斥的辩证关系。公元5世纪的基督教学者萨尔维安在《论上帝的统治》中已思索出:一方面，如果我们保持好的生活方式，远离人性的“恶”，法律就会赋予我们自由;另一方面，法律又是专为罪恶订立的，法律源于“恶”。塔西佗也说:“国家弊端登峰造极之日，正是法律多如牛毛之时。”再好的法律，其力量也只是外部的，难以约束心灵的罪恶。当恶的力量大行其道时，法律也无能为力。

如塔西佗借提比略之口所述，立定严刑峻法来纠正奢侈之风几乎徒劳无益，因此帝王也不得不将道德问题留待个人解决。可贵的是，虽然对文明的审慎导致对普遍道德立法的怀疑论和悲观论，塔西佗并未陷入无可救药的不可知论、宿命论，因为其悲观主义在个体心灵自救观和阿古利可拉式政治中道原则中得到了调和。

(作者单位: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西南大学海国图志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