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丰富的哲学智慧（2）

二、“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重点论和两点论观点的辩证统一

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避免片面的、静止的看问题，更注重“辩证思维的哲学”。辩证思维注重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注重“两面性”看问题以及矛盾双方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注意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次要方面。我们思考问题、处理事情，必须体现全面性的要求，做到统筹兼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是“两点论”。同时，又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须着重把握事物矛盾发展的主要矛盾，必须着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重点论”。这个方法就体现在“四个全面”中。“四个全面”的“全面”本身就要求全面看问题，既要看到主要方面，也要看到次要方面，全面和重点是分不开的，全面是有重点的全面，重点是全面基础上的重点。改革也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将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科学推进各项改革。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十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进入“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中国的问题确实“不比不发展时少”，市场经济打开了实现现代化的闸门，同时带来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利益诉求多元化，带来了价值概念多元化。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由大向强可谓“树大招风”，越是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越是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越大。

从国家安全环境上看安全问题趋于复杂，海洋方向挑战增多，南海争端、钓鱼岛问题不断，近期日本不顾二战受害国家强烈反对，通过了安保法，在右倾道路上越走越远。从国家战略聚焦看，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重振制造业，抢占高端市场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积极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在中低端领域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对我国形成竞争，随着我国劳动成本的上升，印度、越南、菲律宾、墨西哥等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凸显。美国主导的“两洋战略”（ＴＰＰ、ＰＴＩＰ）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协议一旦达成，将对全球贸易规则产生重大影响，势必挤压新兴经济体的空间，这些都会使我国产业发展面临“两头挤压”的困境。同时，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要用几十年解决西方在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还要解决自身特有的突出矛盾问题谈何容易。现存问题主要表现为：较为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调整任务艰巨，部分产能严重过剩，社会管理中存在部分不受制约的权利，社会不公、腐败严重、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民怨，增添国家发展的负能量。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西化分化陷阱”等，这些都给党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要求。要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靠那种单兵突进、剑走偏锋的决策只会捉襟见肘，靠“一放就灵”、“一包就死”的神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把各种事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通盘考虑，加强顶层设计，使改革发展更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把实现“四个全面”确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使我们党的战略关注点从经济建设领域拓展到更为全面的社会生活领域，目光更加远大，视野更加宽阔，责任更加重大，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全局、开创新的局面。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能更好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中国梦的统一，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以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确保发展风险可控，以全面从严治党来强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四个全面”提供了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主要矛盾的“路线图”。“四个全面”既确立了主要矛盾，又为解决主要矛盾提供了行动纲领。“四个全面”，准确把握治国理政的若干重大关系，科学统筹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既把握了治国理政的全局，又抓住了治国理政的重点，同时也优化了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坚持实现中国梦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坚持改革与法治的统一，坚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抓好党的建设这个最大政绩的统一，为科学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效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西化分化陷阱”和“腐败陷阱”等困境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必将铸造更加成熟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优势”，推动中国从实现“赶上时代”走向“引领时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