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简政放权的四维转换（3）

三、机制体制的转换：法律手段的积极“进场”和行政手段的悄然“退场”

一般来讲，政府简政放权的主要内容包括“减少行政管理事项，简化行政管理程序，解除部分行政权力束缚，承接下放的行政管理事项和权力，调整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等”。[3](p69)由此可见，政府简政放权并非一“简”、一“放”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片段式、经验式的“简”、“放”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助于权力运行问题的真正解决。所以，在宏观层面上，政府简政放权必须系统把握简政放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包括简政放权的理念、原则、目标以及规范机构设置、整合机构职责和增强机构编制、激发社会活力、发挥市场作用等方面，只有综合考虑，才能实现简政放权的最终目的：追求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在推进简政放权的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要加强对这些要求和内容的研究，形成适合权力有效运行、群众方便办事的政府履政新模式，构筑起完整的简政放权的制度框架和体系。对政府简政放权而言，“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增强简政放权实效，应在组建统一的简政放权领导小组的基础上采取以下策略：集思广益，科学评估简政放权范围；简化程序，实现标准化治理；协调联动，整体推进简政放权进程；及时立法，巩固简政放权成果；追踪反馈，严格考核简政放权绩效。”[3](p68)只有建构起从权力运行之前到权力运行结束之后的“全景式”的宏观层面的制度框架和体系，才能对政府简政放权的深入改革进行有效指导，政府简政放权才会有方向，有目标，有成效，进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制度的最高形式就是法治。因此，必须制定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来推动简政放权的实施与评估。否则，就会容易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或者处于“放”与“管”的纠结与摇摆之中，既不能做到真正的“放”，也不能实现有效的“管”。谈及简政放权必然涉及到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哪些是需要加强的，是需要法律规范的“进场”的，而哪些是需要下放的，是需要行政手段的“退场”的，这就是职权法定原则。为此，“首先是修改现有法律，以修法实现放权。从理想的角度看，通过修改现有法律，将职权的设定、调整等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下放，这是最为明确和可靠的。只有以法律为依据，才能做到依法放权。”[4]（p12）同时，还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配合解决简政放权之后带来的某些权力真空地带中的违法乱纪、损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以相关的法律法规织密政府权力在相关领域退出后出现的漏洞，形成制度丛林，发挥法律规范的规约作用和评判作用。

简政放权，作为在行政体制机制改革上寻求突破，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尝试，需要具备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当前，需要通过“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三张“清单”划清权力的边界，实现权力和义务的结合、正面与反面的结合，使简政放权得以落到实处。“三张清单，首先体现了‘有限’的精神，也就是权力有法定( 或制度规定) 的数量、边界和程序的三维立体限制，遇到权利即须止步或谨慎通过，意味着行政权被关进了‘笼子’。”[5](p47)三张“清单”既能保证权力在阳光下的规范运行，也使得公众监督、社会监督成为了可能。这是法治型政府的重要体现，是责任型政府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效率政府的重要体现。

通过相关制度、体系、措施的完善，才能实现简政放权的初衷，取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