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中国道路”的生成逻辑

近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对中国现在搞的“社会主义”提出疑问。有的认为中国搞的是“资本社会主义”，有的认为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的是“新官僚资本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凡此种种，或想拉回老路，或想引入邪路，或有认识误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成逻辑，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精髓和真谛

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直接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本文对两者的逻辑关联、继承与创新等问题不宜置喙，仅就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精髓做一反思。

其一，世界历史是一个基本事实。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不在“天国”，而是在现实生产生活当中讨论世界历史问题。他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74这是马克思揭示“历史向世界史转变”秘密的基本方法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变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想，而是一个基本的不争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1］89他在思考世界历史形成过程和状态时曾经这样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1］273他在分析世界历史的商业和阶级原因时强调：“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1］276他在讨论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全面性时深刻地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76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不是揭示（承认）“世界历史”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就像唯物史观的发现绝不仅仅在于发现（承认）“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776简单事实一样，关键在于马克思在承认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基础上实现了对这个事实的超越，其关注焦点和理论创新既在基本历史事实之中、又不在基本事实之中，而在于“从抽象到具体”，从而深刻揭示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本质、规律。

其二，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扩大。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世界性的存在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逐渐成为经验的存在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首先把握了基于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各个民族连成了一个统一整体这个“事实”，但又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或陈述了这个事实，而是服从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的总“目的”，即分析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条件，论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据。马克思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1］86。正是这个主题和主旨，使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强大的理论批判、实践批判和价值维度批判意蕴。马克思肯定了大工业和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历史进步性，特别是其消灭了分工的自然性质，促进了人口和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并形成了人的全面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能力体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从而人类开始告别“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形态，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性时代。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全球性扩展，构成了整个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三，世界历史道路具有多样性。研究马克思19世纪40、50、70年代等不同时期的著作，我们在比较中不难发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不断完善和创新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后期，马克思先后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视角，对人类社会大体已经和可能经历的“经济社会形态”进行了分析和预测，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原始社会”“亚细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等范畴，并将其纳入世界历史演进的“普遍”或“普世”框架。即使在《资本论》的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从“人”和“物”的关系视角，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或三大“形式”［3］。尽管其对世界历史演进阶段、形式的分析和预测的逻辑标准“放宽”了，但世界历史演进道路的“普遍”或“普世”逻辑思维框架仍然没有改变。

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格局为马克思重新阐发其东方社会理论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西方革命归于沉寂，世界显示出“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时，马克思开始研读俄国历史文献。1877年到1882年间，马克思深入思考他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构想，并开始意识到《资本论》所揭示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并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因而不能照搬或套用，俄国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770。

由于世界历史情势的变化，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道路有了新认识，也就是人类社会必将走向现代化，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却可能是多元的。他在晚年之所以拒绝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强加给他的“过多的荣誉”：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就是因为这时马克思清醒地看到，世情已经发生深刻变化，19世纪黑格尔的“普世性”的抽象方法论所建构起来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已经也并不可能是一把万能钥匙。

其四，世界历史理论的终极关怀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当承认，马克思在世界历史框架中揭示和论证了“两个必然”，这个伟大论断构成了马克思一生理论批判的主题。但马克思始终把资本主义当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必要阶段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认为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普遍的交往关系以及“人的政治解放”的条件，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而且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以及人的“政治解放”时代的到来既是资本开辟的，又是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的物化形态。但是政治解放绝对不是“人的彻底解放”，人的彻底解放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个人的存在。他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89正如资本主义文明产生和胜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样，它灭亡、被更高的历史文明时代所代替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由政治解放到人的彻底解放的超越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显然，如果我们不懂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没有马克思的那种人类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情怀，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