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中国道路”的生成逻辑（2）

二、中国道路生成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4］21。可是究竟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个“理论逻辑” 和“历史逻辑”，却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大都把“理论逻辑”简单地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各个基本观点的内部联系，从而揭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把“历史逻辑”简单地理解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从而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必然。

我认为，这种理解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至少是不够深刻和全面的。

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既不是理论本身，又不是理论来源本身。理论逻辑就其本质而言，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化的逻辑，是理论超越、理论应用、理论创新的逻辑。只有深刻把握实然与应然、继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之间的碰撞、变革、选择机制，才能搞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的深刻道理。

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既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又不是历史过程本身。历史逻辑是历史超越逻辑、历史扬弃逻辑、历史发展逻辑，只有搞清历史与现实、野蛮与文明、昏睡与觉醒、落后与进步、专制与民主之间的碰撞、变革、选择的机制，才能揭示中华民族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新政”、从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实践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苏联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构成的世界现代史上东方人探索现代化道路波澜壮阔、前赴后继的基本图谱。

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科学把握“中国道路”生成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第一，在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把握人类社会现代化一般趋势。世界历史的形成开启了世界历史时代，其所日益凸显的景象是，通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世界历史化而带动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断加深，是人类发展趋势的统一性。如果说在前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基本上都是在孤立、封闭的各自平行隔绝状态下发展的话，那么在世界历史时代，这种局面就被完全打破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受到了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整合和规定。前现代化、现代、后现代的关系问题就日益成为世界历史时代的“时代声音”。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人类社会不管哪个国家和民族都回避不了现代化，都摆脱不了现代性的“纠缠”。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世界历史已经成为事实，那么近代以来，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新政”，从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则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的生动画面。

第二，在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把握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特殊道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指出：“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渺小卑微、地域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真正的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1］63。马克思“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的世界历史立场和视野，启示我们在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和特殊国情与一般世情相互选择中，深刻把握“中国道路”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4］39。这四个“走”字既饱含了“探路”的艰辛、记录了“探路”的过程，更揭示了“探路”的历史逻辑。这就是“历史与现实”“野蛮与文明”“沉睡与觉醒”“落后与进步”“封闭与开放”“中国与世界”“时事与时代”之间相互博弈、相互改变、相互砥砺、相互渗透、相互选择。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道路，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而是既立足国情又兼世情、既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伟大选择和创造。

第三，在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理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优长之处或先进性，不仅在于它从本体论上颠倒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而且提醒自己并警示后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是指称“一般发展道路”，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也不是“历史哲学理论”，更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1］74。因此，解决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就只能是特殊的药方和特殊的公式、特殊的模式和特殊的理论。而这种特殊药方、公式、模式和理论的形成逻辑，才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紧密相连的理论创新，如果束之高阁，不能“接地气”、不能具体化，采取拿来主义，那么纵然这个理论多么科学和伟大，都将因其脱离时代和实际而成为摆设。列宁曾经说过，就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应用而言，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这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是靠“本本”找到适合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发展道路的，都是人民群众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做好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大文章，针对历史任务进行选择的过程和结果。一个国家实行什么“主义”，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关键决定于这个“主义”和“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