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4）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斯大林知道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即将确立，1952年9月，他对周恩来说：“苏联只有部分国土在亚洲，而中国整个在亚洲，它理应处在首要地位。”[48]随后，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东南亚国家也对新中国产生了极大的敬意。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入朝参战是由于“莫斯科施加的压力”，是被斯大林拖下水的结果[49]，而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动机“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50]。

事实并不是这样。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

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51]中，造成“后来失败的大漏洞”[52]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是“太不通政略”[53]。

历史进入20世纪，这时的“关外问题”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但它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54]为墟。”[55]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

毛泽东注意到这一历史教训。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56]

控制华北平原的关键地带从外部看，是控制秦晋地区和东北平原。历史上，二者居其一，多有胜算，若东西二者全得者，则稳操中原胜券。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已占据陕北高原的毛泽东注意到东北的重要性。毛泽东对“关外问题”对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早已了然于胸，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57]

中国入朝作战，并不是“莫斯科施加的压力”的结果，说斯大林将“中国拖入战场”更是不符合事实。

基辛格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镇定自若，这在中国战略思维中根深蒂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即是明证。”[58]事实上，早在朝鲜战争爆发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注意到东北亚和平问题。1949年5月14日，金日成特使金一曾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双方谈到并评估了朝鲜北方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当时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建议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毛泽东还帮助金日成分析其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几种可能结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59]显然，当时朝鲜形势的稳定与否，是新政权能否避免李自成甲申年甫立即亡的悲剧的关键因素，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毛泽东回答周恩来“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上的考虑”而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此举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6月美国出兵东北亚；在此，值得我们留意学习的是：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并在金日成的邀请下出兵抗美援朝，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比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安全界限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这里有的同志会说：东海直抵华北平原，1840年英国就是从这里入侵中国的，难道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之于中国安全要比东海更重要？

的确如此。虽然东海较东北亚对中国更具直接威胁，这从东海入侵中国的势力如没有内陆沿线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和长期占领，而无大规模占领的入侵，只能攻城而不能掠地，由于从海上不能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和资源的持续跟进，因而从这里的入侵不能动摇中国国力的根本。东北亚则不同，从朝鲜半岛西进就是可一泻千里的东北大平原；占据东北大平原就可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和资源的制造和持续跟进。有了源源不断的装备跟进——而这些在海上是不能实现的，就可造成长期的地区性占领、建立傀儡政权并由此通过被侵略国家的分裂或覆灭。由于占据东北三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可以持续八年；由于没有陆基遑论东三省，19世纪40年代英国只能对中国短期侵扰。经验表明，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长短决定战争的成败，而陆基而非海基的大小决定装备制造及其跟进的持续时间的长短。据此观察，中国甘肃、云南和东三省对中国安全均具有全局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60]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曾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还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61]。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62]。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拣软的捏”。就在中国出兵入朝参战后的第二天（10月27日），毛泽东约民主人士周世钊和王季范谈他为什么对美国侵朝不能“置之不理”。在回答周世钊“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63]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64]，并认为“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65]。

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同意于1953年初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