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3）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1]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32]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33]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今天回首当时那段历史，我们真的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担纲和担当，我们今天才有统一的中国和在东亚洲居有主体地位的中国大版图。这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政治稳定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逐级大幅递减趋势。与原子结构[34]及其稳定的力学的原理一样，东亚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35]。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破碎化程度则由边缘向中心逐渐上升，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过于细碎因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对欧洲历史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出现在欧洲。明乎此，也就不难认识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对于未来中国发展及亚洲和平的意义，就不能不为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所折服，并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二、军队建设

学习毛泽东，就不能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而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能回避甲午战争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但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却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因为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变化的不仅是日本，更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因此，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历史，即甲午战争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加以辩证总结，我们才能得到较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

这里提出了一问题，即甲午战争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呢？就事论事地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我们看，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没有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我们知道，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日本的军事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贵[36]。

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即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及其对中华民族的特殊贡献。

我们知道，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会以日本为东方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地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中“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37]，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38]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39]此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40]。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41]毛泽东明确告诉抗大学员：“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42]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决议，为此，毛泽东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4月6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向各部队发出训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43]

在此特别值得我们体会的是，与资产阶级比如普鲁士式的军人绝对和被动服从原则不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有着鲜明的人民主体思想，具体表现为它并没有将军事及其军人机械地隶属于而是有机地融入政治，古田会议报告特别强调“官兵一致”的原则，认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44]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45]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比较日本甲午海战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打败美国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不能不为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关键性的贡献而赞叹。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4月，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的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46]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的结局，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我们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绝不是在开玩笑。

三、国家利益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同年中国还在内战，无力西顾，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想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想乘中国的乱局，造成西藏与中国分离的形势。没想毛泽东于1950年初便挥师西进，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同时敦促“如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47]等尼赫鲁回过神来，新中国已牢牢地将西藏控制在手里了。

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独”分子手中，并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看看今天的台湾，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国家的西部安全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至少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难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鲁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地带——就在我们主权之内，这样在水资源分配上才有我们今天相当主动的地位。这些，假若当时按照现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更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