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2）

事实上，在解放军准备过江的时候，也面临着巨大风险。1949年2月23日苏联已有情报称：“好象美军正在撤出朝鲜，而且大部分已经撤出；驻朝美军司令官在东京；在朝鲜只留一名准将，领导负责南朝鲜军事训练的军官组，同时指挥当地撤军。”[11] 3月底，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苏联得到的“美国利用核打击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复电科瓦廖夫并通过他转述中共，表示：苏联“不怕原子弹”，“但历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们准备反击”[12]。这其实是婉转对毛泽东施压，即中共如果打过江南可能要——尽管苏联表示不怕——引发世界大战。4月17日，有情报称：“根据现有情报，预计美军于5月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13]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彻底扫清长江北岸的残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横渡长江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长电，再次“提醒毛泽东注意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军事干涉”[14]。拥有原子弹的“军事干涉”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原子战争。对此，已在1945年了解日本经历核打击灾难后的毛泽东已有远高于斯大林的见解。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谈到原子弹时说：

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弹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15]

这时的毛泽东对让全世界惊骇的原子弹的“威力”何止是（斯大林说的）“不怕”，简直是蔑视！

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1949年4月21日即在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16]。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17]。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18]

有比较才有鉴别。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党没有军队，正如医生没有手术刀，其结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动。只有思想而无手段（武装力量）的尼赫鲁，恰如一个看到危险而又无力阻止、看到机遇又无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带有悲剧的色彩。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19]

与已经找到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信奉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大党不要说军队，就连必要的财力也不足[20]。尼赫鲁手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比较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又有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赞扬中印友谊之后，以中国历史为例，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进餐桌上，毛泽东告诉印度朋友：“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地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21]似乎是对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续反应[22]，5月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说：“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23]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毛泽东说“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24]。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25]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接受参加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26]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27]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政治报告文稿时，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的部分中特意加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28]

9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进一步解释说：

1945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们派代表团去苏联，斯大林承认错了。[29]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