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6）

四、地缘政治

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85]。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86]；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87]。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今天回头看，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抉择——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88]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分，也有“人谋”的因素。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89]在说这句话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心中回荡着的一定是司马迁那句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90]

事实上，毛泽东在早年就对中国地缘政治有过深入的认识。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91]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华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92]鉴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更为深刻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弃南而就北，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隅、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张国焘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93]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94]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

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95]

当然毛泽东也不是绝对否定四川的战略地位，而是说与陕西比较而言，它对于红军发展而言，不属于主要的战略方向。1936年4月毛泽东在指挥山西过河入晋部队反蒋阎围剿时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作出充分准备，他在4月22日发给林彪等电报中交代：“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可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回到陕、甘，经营神府[96]区域、三边[97]区域、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南主要方向。”[98]4月2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以东方各省为长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99]这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绝对否定张国焘方案合理之处，而是认为张的方案不能列为当时红军应当竭力争取的主要战略方向；只是在主要战略方向实现不了的情况下，作为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考虑比如陕南区域的次要战略方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8月，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即将解放湖北、湖南，8月19日，刘伯承、刘小平致电中央同意所部“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于回之动作，选取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放全川问题”的命令。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100]

当然也不是说，毛泽东当时就认为只有陕北才是红军落脚的唯一方向，而是说当时只有陕北最有利于红军获取并贴近中原。事实上，贴近而不是远离中原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战略方向”。1940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3月16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明确点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101]的战略意图。4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我军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102]。1945年日本失败已成局，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河南区党委：“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南进攻（即对顽中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103]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104]

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使张国焘后来理解了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地缘政治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毛泽东方案的正确，他说：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地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105]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敌人的外线力量四张时在敌最安全的后方即内线的关键地带预置“冷子”，由此造成敌人的战略收缩和因此造成的形势翻转，是毛泽东军事艺术中常用的手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大片领土，9月13日，日本占领山西大同，10月10日，石家庄沦陷；11月8日，山西太原沦陷；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沦陷，日军准备继续向武汉挺进，国民党内出现绥靖妥协的思潮。此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在国民党向日本出卖民族利益最坏情况出现、国际又不能提供帮助时，如何“也能自力更生地干”[106]的问题。2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战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变为长期进攻，目前总的目标是进攻武汉。现在日本要求中国妥协的道路还存在，如果英国出来主和，国民党便会发生和平妥协的危险。要估计到武汉、广州等地失陷后中国将发生的新的变化，要估计到国际不能帮助时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励国民党在极端困难环境之下也要继续坚持抗战。”[107]

此时，他开始“为天下有变的时候”在全国关键区域预布“冷子”。1938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指示“即行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的各种条件，主要干部配备。”[108]雾灵山，地处今河北兴隆县境，在日本占领南京后，河北继而江苏已成为或即将成为敌占“后方”。2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解释说：“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109]2月9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的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110]2月15日，毛泽东就新四军行动原则问题复电项英、陈毅，要求：“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111]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毛泽东立即考虑在江淮东西两翼预先布局。6月2日，毛泽东复电正在茅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项英：“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112]7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朱理治，要求 “对牛伏山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的工作基础。”[113]伏牛山是中国河南省西南部山脉。东南与南阳的桐柏山相接。南出伏牛山即可控制南阳盆地并直逼黄淮平原。10月27日，武汉失陷，抗日战争形势开始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肯定他在皖豫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114]1944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已见曙光，国民党向苏区围攻加紧，日军也加大了对豫湘一线的攻势。1月12日，毛泽东复电张云逸、饶漱石，要求特别注意在接近大别山的区域配置力量，指示：“沿长江两岸，特别由安庆至九江一段尚有发展可能，应加派得力部队前去建立游击根据地。”[115]1938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等，指示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要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116] 14日，日本发动豫湘战役，至8月先后占领郑州、长沙、衡阳等地。9月，日军发动柳桂战役。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南方，同时注意东北。”[117]10月31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18]1945年2月24日，毛泽东致电南方局：“准备大举跃进。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