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方国家污名化、妖魔化“宣传”一词,无非是想在我国民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以便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可以大行其道。意图如此明显。可叹的是,我国不少人却深受西方的影响,也避讳谈“宣传”,对开展宣传学的研究更是态度消极,只愿意去研究新闻学或者传播学而不肯涉及宣传学,似乎研究新闻和传播才是学问,研究宣传就不大光彩。这样的思想认识,只能使我国的宣传学研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岂不是正中西方一些人的下怀,上了他们的当?
西方学者并不避讳研究宣传。从美国学者鲁斯·兰尼斯·史密斯的《宣传、传播和舆论指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海、胡帆、宋长青译)的书名就可以看出,他们把“宣传”“传播”“舆论”这几个概念是分得很清楚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高度重视宣传学的研究,宣传学研究繁荣且发达,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探究宣传的自身规律,不断寻求新的宣传技术和宣传技巧,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全球宣传。我们不能天真到真以为西方国家只是“传播”客观信息,而不“宣传”他们的价值观。事实上,宣传才是他们“软实力”“巧实力”的核心所在。西方国家不是没有宣传,只是他们千方百计掩盖,做“看不见的宣传”。他们的策略是,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要让被宣传对象沿着你希望的方向走,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西方国家能做到“看不见的宣传”,其高明正是来自于长期重视宣传学研究的结果。这也从反面说明我国必须加强宣传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因此,在宣传学研究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含糊,更不能退避三舍。是被西方的新闻学、传播学牵着鼻子走,亦步亦趋、相呼相应,还是理直气壮地开展我们自己的宣传学研究,答案显然是后者。一些人老是担心“宣传”的国际形象欠佳,搞宣传学研究不利于自己的学术声誉,而说自己搞的是“传播学”则可以与国际接轨,让西方国家接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被“西方国家究竟有没有宣传”的无谓争论所分散,而应该集中精力加强对党的宣传优势和宣传实践进行研究总结,并运用于新的宣传实践;我们也不要被“宣传在国际上究竟受不受欢迎”的疑虑所迷惑,而应该不为杂音噪音所扰,理直气壮地开展中国宣传学研究。
(作者:中共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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