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3）

 三、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

危机都是综合症，即表现在多方面。但就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而言，中、美危机是政治性质的，但却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以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危机；苏联的危机是经济性质的，但却采取了最终颠覆国家政治制度的政治方法来解决，最终走向国家失败。

1.中国的改革。一般认为，中国是以政治改革（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拉开了改革大幕，整个80年代也有不少政治改革的举措，比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是，最引人瞩目的成就还是经济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都是值得记载的改革大事。90年代，中国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型到另一种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即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既然是体制转型，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利益关系的重组等。这就意味着，转型期必然是矛盾多发期。尽管如此，客观地说，中国正处于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和任何国家一样，虽然不得不面对转型难题，但经济体制改革显然已经化解了“文革”所导致的危机。也就是说，危机是一种综合症，应对之策必然也是综合性的，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但主线是经济改革，并且以经济改革化解了政治因素诱发的危机。

2.美国的改革。相比中国的问题，1960—197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即越战和民权运动诱发的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构成了对“民主的统治能力”的严峻挑战，相伴随的则是福利主义、石油危机诱发的经济滞胀。如何解决这种以政治危机为主的危机？其采用的办法也是经济方面的，即推行新自由主义，其中代表性符号就是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强调放松政治对企业的管制和政府最小化。新自由主义是经济的，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政治的，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英、美两国政府都以强有力手段对付工人运动和社会抗争。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强制关闭了英国煤炭基地纽卡斯尔煤矿，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示威和抗争，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在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政府最小化大大减少了社会福利开支，诱发了剧烈的社会抗争运动，但里根寸步不让。为此，女儿和其脱离父女关系，认为其是不关心穷人冷暖的面目可憎的政客。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减税并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减税最大受益者当然是高收入者和大企业，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从过去的最高税率46%降到了34%。而社会开支的减少必然伤害到穷人，因而，“里根经济学”被称为“劫贫济富”。里根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在冒险，但冒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即克服了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代价是，在1980年代，虽然穷人的收入也有所提升（仅提升了6%），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那时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的收入提升了1万亿美元。对企业监管的放松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的制度变迁经典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是诱发下一个问题的根源。尽管里根政府问题重重，但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是以经济政策化解了当时的政治危机。而冷战的胜利则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放大了其经济政策的成就和贡献，形成了贻害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里根政府以经济政策化解政治危机的做法值得讨论，政治危机起源于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和社会运动，也即底层在政治上的崛起，冲击的是资本的力量。而“里根经济学”则是扶强抑弱，以私有化、自由化而扶植高收入阶层和大企业，以预算稳定化而抑制社会弱势群体。这样针锋相对的药方必然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但是里根政府硬是铁腕涉险，其中的奥秘值得研究。但无论如何，经济在当时达到了预期目标。

3.苏联的改革。当时苏联的危机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基本方面的停滞上，但根源还在于经济停滞而诱发的社会停滞。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进行经济改革，但急性子的他看到经济改革不成功，便抛出了彻底改变了苏联命运的所谓“新思维”，以“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而大肆改革作为苏联前进的“根本障碍体制”即共产党执政集团。在政治改革中，戈氏试图先声夺人，即以公开化批判苏共，以民主化激发人民。结果，这场舆论运动在两年内便肢解了苏共的执政，催生了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为了抑制叶利钦，戈氏改总书记制为总统制，但是，戈氏的总统制是间接选举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叶利钦则是俄罗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合法性”不足的戈尔巴乔夫自然失控，政策不出克里姆林宫。当1990年有加盟共和国闹独立时，苏共政治局决定以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1991年“8·19政变”导致国家解体，苏共下台。仅仅6年时间，一个处处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就轰然倒塌，由此改写了世界历史上大国崩溃速度的纪录。

苏联企图以政治改革而化解经济危机的做法和中国、美国的做法恰好相反。社会（国家）作为一个大系统，显然每个子系统相互关联，因而都重要，每个板块都不可或缺。比较而言，经济系统有关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政治系统则事关国家存亡；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好坏可以影响政治的好坏，但一旦政治系统不稳定甚至出现紊乱而无法有效地运行时，别说经济系统，就是整个国家也会难以为继。那种认为应该像经济改革一样对政治体制也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的说法，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