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4）

四、如何在解决危机中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中、美两国的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带来的危机，而苏联试图以政治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危机，结果却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消失了。三个大国，包括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命运转换，带给我们的是反思人类制度变迁规律的典型样本。应该说，除了一个大国的战略误判可能把一个大国引向深渊外，关键在于弄清楚国家权力的关系，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国的制度变迁和兴衰之道。

按照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说法，国家权力是“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动，除军事权力离一般百姓较远以外，我们都深受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影响。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同样也是芸芸众生的权利和生活方式，因而与百姓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权力主要是知识阶层和政治权力主体的权力，而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并总是代表着国家权力。

国家的几种权力关系之间如何互动？百姓生活的经济权利能增强国家权力，反过来说，百姓的不满更多的是因为其生计需求未能满足。因此，任何国家都应该首先致力于满足百姓的发展与民生需求，从而促进百姓的认同和支持，这是大国历史的大规律。一个国家看起来矛盾很多，但最突出的矛盾往往与经济问题相关。关于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人们基本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市场经济，只不过不同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市场经济，比如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英、美则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既然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最大公约数，而且有增强经济权力之共识，决策者就应重点解决经济问题，很多事万变不离经济。

关于经济权力的第二个共识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奥秘所在，即以创新的方式打破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经济结构转变为新的经济结构。这就意味对经济权力可以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美两国变革的结果是在既有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以经济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并以革命性变革推动了经济转型。不但是这次，美国历史上多次危机不单单是经济危机，而是因为政治制度弊端诱发的，比如1929年大危机，但总是以经济的方法得以解决，比如“罗斯福新政”。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后当然也有政治制度的问题，即资本权力对政治的绑架。

与经济权力比较，意识形态权力则具有弥散性和超地域性。什么样的观念好什么样的观念不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适时性、适地性、适用性，否则那些美丽诱人的概念很可能将一个国家引入深渊。为此，邓小平的改革哲学是“摸着石头过河”，用实践回答观念上的是非。相反，戈尔巴乔夫则闭门造车，用“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即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迅速摧毁了苏共的合法性基础。相比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并最终导致金融海啸的新自由主义，对80年代的美国而言则是与凯恩斯主义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有其在特定国家特定时刻的适用性。但是，这套特定适用性的“主义”，被错误地用在他国身上就是致命的。如果说，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犯了用西式民主救苏联的大错误，90年代的叶利钦则犯了用新自由主义救俄罗斯的大错误。

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象征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变化直接触动着国家权力或动摇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权力更具有根本性。国家的命运系于制度，尤其是根本制度。这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变革必然是渐进的，而且是固本性的，完全不同于经济变革的创造性破坏。政治权力结构的破坏，带来的可能不是新结构的均衡，而是新的动荡甚至是灭顶之灾。美国总是以固本的、渐进的方式改革其宪政结构带来的问题，甚至以经济方式来掩饰其宪政结构问题。比如，当国家处于“进步主义时代”即混乱不堪之际，他们反垄断并成立监管秩序的政府部门；当自由放任带来大危机，他们有“新政”；当黑人起来抗议后，他们有《民权法案》；当陷于平等主义的民主政治危机即本文所言的1970年代危机，他们以推行扶强抑弱的新自由主义来应对。但是，当其宪政结构受到挑衅时，美国人则毫不手软，第一次是以战争的方式消灭了以民主投票方式要求独立的南方，第二次是以暴力对付反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英国也是如此，即渐进地进行选举权改革，固化其宪政结构。相反，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极力“揭盖子”，两年之内搞垮了苏共和苏联。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理出一些头绪来。第一，一个国家的权力关系总是处于互动状态，一种权力的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权力。意识形态权力无形但有力地影响着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并最终影响到国家权力形态。第二，在互动的权力关系中，经济方法具有最大公约数性质，因为它关乎国民的直接诉求，即经济是诸多社会问题的答案。第三，作为一种结果状态的政治权力，不能把它当作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或者说问题的答案，即结果性的政治权力不能当作答案去解决问题，这涉及意识形态权力，即观念上和理论上的自觉自信问题。西方政治学、社会科学基本上都在围绕“政体论”做文章，在理论上把所有问题归罪于政体问题，致力于推动他国政体转型，但是他们从来不从自己国家的政体上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第四，在变革方式上，经济权力可以进行“革命性改革”；意识形态权力必须具有因时因地的适用性；政治权力的变革则必须严守“固本革新”的原则，而且必须是在固本的基本上渐进主义的革新。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家理论的反思与重建》10XNL01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