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发展的新常态、新挑战与新机遇 （2）

提高教育质量，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侧重点，越来越具有混搭的特征，目的在于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

《建议》强调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强调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强调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三个层面都涉及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沟通衔接，比如，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可以说是全球教育界共同的规律性认识，若没有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性、专业性、技能型、应用型等人才培养，很难想象，关在校园内的职教高教能办成什么样子。其实，不同职业院校都有条件创建国际国内一流，即使是学术研究型大学也要开展与企业界、科研机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重新审视新中国的教育结构体系框架，可以发现一个重大变化：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新学制图，1995年《教育法》作了文字描述性的规定，始终没有再发官方的学制图。2014年，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人资社保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六部委联合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公布一张新的教育体系示意图，把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勾连起来，重点是义务教育后分流，既有高中阶段的普通高中和中职，也有对普通本科、专科层次高职和应用型本科的确认，再往上的研究生阶段，分为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各条渠道之间还可以双向衔接，而且人力资源市场中的培训、进修、深造与之也有连接。实际上，拓宽学习者成长成才的通道，就是要办让人民群众感觉有用的教育，这对民办教育而言，也是可以精耕细作的田地。

提高教育质量，需要增强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建议》首次提出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也就是类似“零存整取”的“学分银行”制度。这一制度建设，前有落实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打基础、作铺垫，后以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为依托，旨在面向国民素质提高和人力资源深度开发的客观需求，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逐渐进入教育培训领域，我们越来越感到出现了两个“三角形”叠加，“正三角形”是大家熟悉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正规学历教育体系，“倒三角形”是非正规、非学历教育乃至非正式学习，多以社会化、市场化机制运作。在“互联网+”时代，正规学校制度中的考招制度改革，肯定要同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学习发生关系；相应地，多种学习成果的累计认定转换也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探索形成覆盖全民、伴随终身，记录所有学历和非学历信息，衔接学籍信息和学分银行的个人学习档案，统一纳入公民基本身份信息管理，今后教育与学习必将“面目全非”。

提高教育质量，必然面对社会需求类型与资源供给方式之间的关系调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最重要理念创新，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首次提出推进教育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四中全会文件要求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行政权责法定、行为边界清晰、守法诚信的政府。五中全会《建议》进一步强调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多样化教育服务，意味着教育服务将从纯公益到纯营利之间存在一个“光谱”，准公益、半公益、非营利、微营利等分散其间，逐渐具备合法性，成为教育服务业的新常态。因为教育服务需求属性已经分化，世界银行长期就是公共服务与非公共服务“两分法”，中国在新世纪以来采取的是“三分法”，在非公共服务之外，把公共服务再切分为基本与非基本，由此牵引教育供给方式的创新，关键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此，《建议》明确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是强化政府依法担负的责任，同时，还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关键是精准锁定用户需求。民办教育可以有提供慈善性教育服务、基本或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非公共教育服务的多条路径，公共财政有区别地选择购买、资助和补贴。其中，非义务教育是多种服务并存、融合、竞争的平台，用户需求将成为一切服务供给模式生存发展的基石。

我们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周年纪念活动的视频贺词，“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为此，展望21世纪中国人的教育与学习，应该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为有用、更可持续。预计“十三五”时期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将以提高质量为主线，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加强法治为保障，深度融入国家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人力资本配置优化，不断推动国民素质显著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整体水平迈上新的台阶，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