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底蕴（3）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提到矛盾问题“精髓”的高度。他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一理论运用到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说的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种结合的程度和结合的好坏，决定了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成败。

“四个全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指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即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运动，形成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不论社会主义遇上怎样曲折，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的新情况新变化，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还包括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四个全面”正是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并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新局面。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合力论”思想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边界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后来他又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体现了这种相互联系的“合力论”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三者之间的互为前提、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就是相互联系的“合力论”的重要体现。在这里，党的领导是前提，人民当家作主是核心，依法治国是保障。党的领导必须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而不能代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必须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法治化，而不能妨碍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再如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必须各方形成“合力”。首先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党的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守法，支持执法司法。行政部门必须依法行政，落实行政责任制，建立责任违法追究制。司法部门必须做到公正廉洁，以公开透明为特色，以信息为支撑。只有这些部门的相互配合，密切合作，才能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