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观3.0版与周边公共外交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的大调整和大转型带来调整失序和竞争无序，甚至伴随着动荡和冲突，导致全球性的“发展瓶颈”与“安全困境”加剧。二者相互交织恶化，共同形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难题”。在周边，这一难题尤为突出。

一方面，安全困境加剧。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重心转向亚太，美国软硬实力受损，被迫调整全球战略。中国崛起，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拉大了与邻国的实力差距，权力转移态势明显，引发各方对中国普遍性的战略疑虑。美国遂东移战略重心，利用邻国对中国崛起的关切，利用海洋领土争端等挑起中邻矛盾，传统安全问题骤然回归升温。周边地区变得又挤、又热、又乱、又不安全，甚至美国的不安全感也在加剧。

另一方面，发展瓶颈突出。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危机拖累了周边国家的发展，暴露了周边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内在矛盾，加之老龄化、环境恶化、中等收入陷阱等因素的制约，周边新兴经济体面临从发展到发达的艰难进阶瓶颈。发展与安全问题的不协调造就这样一种局面：中国崛起有助于周边发展，但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美国复苏乏力，拖累周边发展，但刚好迎合周边国家在安全上的期待。各方动态博弈，滋生信任赤字、合作障碍、发展制约，以及安全威胁。对新一代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言，时代难题催生时代使命和时代任务。未来，他们需致力于防止“后金融危机时代难题”恶化，须攻坚克难，将发展与安全的相互制约关系，转化为相互促进关系，达致“有利于安全的发展，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的良性互动态势。

周边首要，亦当首善

中国要突破周边的崛起困境，既要保持发展势头，又要改善安全环境，降低崛起过程中自身和地区的风险。这就需要在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充实新安全观的内涵。新安全观从孕育到今天，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个10年（1991—2002），主要任务是助推和平周边建设。新安全观萌芽于冷战结束，发展完善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本世纪初，其核心理念是平等、互信、互利、协作。新安全观是在我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新安全观萌芽于中苏边界和边境裁军谈判，首倡于“上海五国”进程，发展于东盟地区论坛和日内瓦裁军谈判等地区和国际多边会议，落实于党的十六大报告文件。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解决了边境领土问题，加强了在上海五国、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组织内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这个时期的新安全观可称之为1.0版。

第二阶段是第二个10年（2002-2012），主要任务是助推和谐周边建设。新安全观理念贯穿于《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国国防白皮书》，以及党的报告文件中，与其他外交政策理念相辅相成，构成有机整体，成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推动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积极推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应对灾害、气候、能源、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问题。这一时期的新安全观可称之为2.0版，对维护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周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年来，新安全观作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理念，与时俱进，有力推动了和平周边与和谐周边建设。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的实践和理论不断创新，周边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制定了未来5—10年更加奋发有为的周边战略。习近平主席提出我国周边外交应贯彻“亲、诚、惠、容”理念，并与“平等、互利、互信、协作”等新安全观的核心理念相结合，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安全观将迎来第三个十年的发展，也就是致力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3.0版。将新安全观3.0版落实在周边公共外交上，可概括为三个观念：修己安人、积德行善、和局共赢。修己安人这个说法来自《论语》，意思是修身以做表率，建立权威，使人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力。把此意扩展开来，用在国际关系领域，大意如下：“己”是中国。“人”泛指包括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等。“修己”，指中国继续保持合乎道义的发展势头，提升崛起质量，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安人”，指保持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其力。修己的同时达致安人，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体两面。合理有度的修己，设身处地的安人，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趋向共赢。目前看，中国在经营周边时，距离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尚远，也正因此，可以将“修己安人”作为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尤其是周边公共外交的使命和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