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助力中国重返世界经济中心

古代中国以陆海丝绸之路进入世界经济中心

先秦出现通往西域陆路的间断性远程贸易，秦朝统一中国促进与周边贸易的发展，成为亚洲文明的中心。距今大约5千年，原始社会晚期开始出现畜牧业与种植业、农业与手工业的相继分离。不同原始氏族部落的生产分工产生了交换的需要。《易·系辞下传》写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明当时物物交换已经在氏族边界上经常出现。夏代时期（约公元前2070-约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擅长贸易，部落因此得到发展，势力膨胀起来，最终殷商取代夏朝。商代促进商业繁荣，享国长达6个世纪（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后来，商代从事过市肆买卖而富有社会经验的吕望辅佐周武王推翻商王建立了周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年），商被列为“九职”之一，商部落多数人仍从事“行商坐贾”。《诗经》写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布币等原始货币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贸易发展。周朝各分封国之间以及与周边邻国之间在边界地区已经出现不定期的物物交换和高价值的远程贩运贸易。周穆王西征阻碍周朝与西北部落之间贸易通道的犬戎势力，打通了西北贸易通道。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南墓穴考古中发现早在公元前1700-公元前1500年间产于中国的丝织品，证明那时已经存在中国通往中亚的贸易通道。公元前4世纪印度文献记载：“支那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者。”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从西域贩运到印度、波斯乃至希腊的中国丝织品。可见，先秦时期早已出现中西商贸沟通的民间古道，但当时各民族部落之间争斗不断，部落政权变迁频繁，中西商贸联系的路线经常变动，商业交往时隐时现。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大地的封建朝代，是战国末期周朝的诸侯秦国在征服其他六国基础上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来的。秦朝在历时15年享国中，不断开疆拓土，派蒙恬率军三十万于北方筑万里长城抗击匈奴，派屠睢率领五十万秦军降服百越，形成东起辽东，西抵河西、四川，北达阴山，南包越南北部及中部一带，西南至云贵地区的广大疆域。

秦朝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轨、统一朝服政策促进经济文化长足发展，对朝鲜、越南、泰国等周边邻国发挥文明中心强大的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制度影响力，丝绸、铜镜、漆器等经由草原远播至西域、中亚、朝鲜半岛地区，对北方强大匈奴民族采取筑长城防御的政策，对南方越、夷采取杂居开发政策，对属外少数民族采取防范隔离政策，对朝鲜采取友好接纳政策等不同的固边经略，①北方长城对于商旅的安全保护和烽火的信息传递发挥重要功能，开辟驰道、直道、灵渠对于交通货运发挥重要作用，使秦朝至少在亚洲大陆上成为当时经济、文化的文明中心。

秦统一中国后虽然统一了货币，但是秦货币流通量远远不足以满足货物交换的需要量，货币太过稀缺和昂贵，导致物物交换仍然很流行。秦朝对外贸易更遇到各方公认和接受货币稀缺的问题，国际物物交换更加普遍。

汉朝打通对西域开放通商的陆道和海路，开启对西方世界的商贸新纪元。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与霸王项羽争夺天下中取胜，建立享国长达426年的大汉王朝。虽然汉匈在边界设有“通关市”，便利双方互市，但是占据北方和河西走廊的匈奴贵族经常劫掠汉朝沿边各郡，战事频起。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南下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其他诸国，联合攻击匈奴，把匈奴驱赶至漠北，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形成了自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玉门关，至葱岭到达大月氏、大夏、安息、大秦等国家的丝绸之路，掌握了汉朝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开通了中西交通和商贸新纪元。张骞出使西域建立了汉朝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政治军事互信与商贸交往的联系，将先秦时期以来不稳定的民间商贸线路固定下来成为官方控制下的外交和商业通道。除经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之外，汉朝时还有从巴蜀经过西南的滇国、缅甸、印度到大夏等中亚的商路。古罗马人因此称中国为Sina或Serica（丝绸之乡）②，对东方的中国充满美好的向往和憧憬。汉朝丝织业相当发达，品种繁多，花色精美，从汉朝运往大秦市场的丝绸销售价格很高，一两几乎与一两黄金同价。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东方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中首次把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因在这条通道上丝织品是沿途贸易最具代表性的大宗商品，丝绸贸易影响突出而得名。

自汉代起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方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阿拉伯、欧洲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把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中亚波斯及阿拉伯文明、罗马及希腊文明联系起来。汉代的铁器、丝绸、黄金、井渠法、造纸术、冶金技术、水利技术传到周边地区乃至罗马及欧洲的其他地区，西方的珠宝、玻璃、金银器等流入中国，印度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到达地中海地区，接触罗马帝国，巩固了陆上丝绸商道。随着东汉冶金、造船、制车、陶瓷、制盐、制糖以及丝织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兴盛，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显现雏形。公元166年罗马商人以大秦国王安顿的使臣名义，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洛阳。汉代徐闻、合浦自海上驾船到达异域，交换那里的奇珍异宝。汉朝人自东南沿海港口出发向西沿海岸线，抵达印支半岛、马来半岛，经过马六甲海峡，可达孟加拉湾和印度洋沿岸地区，建立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海洋通道联系，扩大了商贸往来。

自古以来东西方之间所谓“丝绸之路”都不是只有一条单一、连续的、不变的线路，而是有陆上的、海上的多条不重叠的不同线路。③这些线路是沿线上不同商业中心的市场之间的交通足迹。但是有线路并非有直接交易。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罗马人不能够直接与中国人交易。当时安息不仅通过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而且在汉朝与大秦之间经营丝绸转运贸易，垄断了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方贸易。

隋唐对外开放和丝路贸易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农业、矿业、工业、商业、货币金融等服务业得到一定发展，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未曾中断，与西域、南洋诸国开展活跃的贸易。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派船队到达今日的台湾、冲绳、日本及菲律宾岛屿，大秦商人秦伦从交趾到达建业会见孙权。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时期政治稳定和开明，开放自由之风迎来繁荣盛世，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海陆丝绸之路商贸活动达到新的高度，在当时世界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心地位。自由、和平、开放、双向交流、海陆并举、范围广及整个文明世界是促进隋唐丝绸之路达到繁荣鼎盛的显著特点。

隋朝开凿大运河和唐朝漕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水运交通发展，车船制造业和水陆交通业发达，交通驿站效率很高，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先进，海上运输极其繁盛，推动人员、货物进出运输顺畅快捷。唐前期在西域、中亚设置安西、北庭都护府，保护贸易通道，并沿途配置驿馆。陆路交通向东至朝鲜半岛，向西沿陆上丝绸之路可达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唐后期吐蕃占据河西走廊，路上丝绸之路受阻，对外贸易转而依靠海路。海路从扬州、登州出发可抵日本、朝鲜，从广州出发可以抵达波斯湾，唐时海外进出口贸易和海上商船运输达到相当繁盛程度。每年华商从广州等港口乘坐铜制货船载着中国产品出发驶向安南，也常去东南亚、南亚甚至远及欧洲，唐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征收船税的市舶使。④

唐朝采取史无前例的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唐长安、洛阳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各国遣唐使、留学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贸、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带来交易的商品，而且带来手工技术、建筑工艺、生产方法、医学、历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动唐朝达到鼎盛之势，成为世界性商贸、文化的中心。

唐时高丽、百济、新罗、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师子国等派来大批留学生，唐朝成为培育外国人才和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唐朝也派出自己的使节和留学生，著名的有玄奘法师、义净法师前往天竺取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知识。陆上丝绸之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海上船帆隐隐相望，鳞次栉比。

除了东西二都之外，广州、扬州、泉州、杭州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来自波斯、阿拉伯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外国商人数目庞大。据阿拉伯历史文献记载，庞勋作乱造成广州外国商人被杀数量达12万至20万之众；长安城内大型酒肆雇佣外国女服务员，长安富家还雇佣外国人。⑤

隋唐前后所有这些通过海上“香料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来自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使节、留学生、援军、流亡难民等来到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时期称谓有胡人、胡商、蕃客、回回、回民、回族等。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回族，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回族人数超过980万，为我国第四大民族。

宋元对外开放达到高潮，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对外贸易国家，巩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北宋与辽（公元916-1125年）之间贸易时常被战火中断，处于和时通商、战时闭市的状态，双方在边界建有互市的“榷场”，辽输入宋产丝织品、茶叶、大米、图书等以及南洋产的象牙、犀角、香药等，宋输入辽产马、羊、骆驼等。宋与西夏（公元1038-1227年）之间也设置互市的“榷场”，宋输出丝织品、茶叶、瓷器、香药、生姜、肉桂等，输入骆驼、马、牛、羊、盐、蜜蜡、麝香等。南宋与金之间“榷场”交易的种类繁多，金主要输入茶叶、生姜、水果、糖、象牙、笔墨等，输出丝织品、甘草、红花、人参等，金入超规模较大，每年流出大量白银。

宋朝（公元960-1279年）采取开放、鼓励和招徕贸易政策，陆海交通四通八达，对外开放和海外贸易超过了唐朝，特别是海上贸易空前兴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已经成为国际化港口城市⑥，均设置市舶司管理海上对外贸易。自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到两宋时期，西北地区战争频发，迫使陆上丝绸之路中断，贸易活动减少。宋朝以后外贸通道由过去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为主，逐步转向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主。宋代造船业和航海业发展比隋唐时期又进了一步，指南针在航海中应用和航海经验积累促进了远洋运输业发展，为远洋贸易打下交通基础。北宋海上通商国家范围包括南洋各国、高丽、日本、印度、师子国、大食以及今天的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南宋海上对外贸易超过北宋，对外通商国度超过四五十个，对欧洲贸易中瓷器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两宋对外贸易中奢侈品比重下降，满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商品比重增加。

元朝时期（公元1271-1368年）与亚、欧、非洲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盛况空前，中外经济、文化技术双向互动达到新高度，对世界经济以及科技文化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特别推动了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地理大发现和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历代以来产品技术创新、贸易技术创新⑦和金融创新增强了元代巨大的贸易优势。元代贸易势力随着军事扩张波及欧、亚、非大陆。元代统治阶层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异宝，贸易规模异常巨大。而且元代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丝绸之路同时开通，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上海、广州等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外贸。元代基本上允许商人入海贸易。元代通商遍及欧亚非，派使节对外招商，对外商给予优待和人身财产保护，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驿站的车马，免费享用官方给予的饮食，抽取关税较轻。

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贸易强国，远洋贸易的范围扩展到了西亚、北非以及欧洲等远方地域，商人成为远洋贸易的主体，把指南针、印刷术、造纸、火药、航海技术进一步向西方传播到达欧洲，对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发挥的推动作用最大，塑造了当时世界经济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开始的300多年里，中国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以说，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贸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领导者，进一步巩固了自隋唐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明朝国力由盛而衰，对外由开放转向对民间海禁，由自由贸易转向朝贡贸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对外交通发达，对外贸易仍以海洋航运方式为主，对外贸易的范围更广。明朝在边境地区设立互市点与周边民族开展互市贸易，对外贸易主要通过海洋贸易，采取朝贡贸易体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受到倭寇骚扰，新生的明朝出台禁止濒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强海防，抵御倭寇，防止海外与内地的反抗势力相互勾结，巩固新生政权。在海禁的同时，明朝对外贸易体制由前朝的自由贸易转向朝贡（或堪合）贸易体制，要求外国以“朝贡”形式由各国官方组织商人与华开展贸易，统一由市舶司收购和管理，官方垄断对外贸易渠道和利润。这种朝贡贸易带有相当大的商业成分，是当时形势下一种特殊的贸易形态。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贡这种特殊的官方贸易制度，颁布海禁防止中国商民下海互市，保护官方垄断贸易的地位。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时期，明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远洋活动扩大朝贡贸易的范围，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郑和下西洋把朝贡贸易推向高潮⑧，由官营垄断的朝贡贸易达到鼎盛。不同于前朝采取招徕政策，明朝朝贡贸易体制采取严格管制下薄来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税、给予高价收购、给予丰厚赏赐和给予多种优惠的措施，激励外国商人参与朝贡贸易。

由于明朝时期指南针广泛使用，地理、天文导航技术进步，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到达亚非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宣扬了明朝的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主动开拓海外贸易，促进了与沿途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虽然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发展对外贸易，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和航海探险。郑和是世界航海事业的先驱，其航海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比欧洲的远航早半个多世纪，增进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并带动了自唐朝以来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去南洋谋生、开发和定居的热潮，对东南亚地区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朝中期国力衰退，海防松弛，倭患日益严重。戚继光领导戚家军在台州抗倭九战九捷，并与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此时欧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外贸易相当发达，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明朝后期已经开始面临葡萄牙、荷兰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骗手段占领澳门，后长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兰人两次侵占澎湖岛，1624年占领台湾岛，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维护了祖国完整，推进了台湾的开发。由于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存在种种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时禁时放。明隆庆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开放海禁，结束了维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贡贸易体制，私商海外贸易与外国商人非贡贸易增加，但明朝开始对贸易进行抽税。

明朝中后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击下，国力日渐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动，外国入贡减少，朝贡贸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转贸易维系，中国与南洋以远地区贸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者阻断，中国与世界贸易经济中地位渐行渐远。

无论如何，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之间贸易、文化以及人员交流的著名历史足迹，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华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之间交融互鉴、和谐共处的基础，也是古代中国经济繁荣和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国进入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通道。海陆丝绸之路上的对外贸易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方面，可以体现生产技术、财税状况、金融活力、消费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况。“丝绸之路”是一条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体现了中国港口、造船、航海技术、海外贸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国家关系等方面丰富的历史内容，它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艺术传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历史的足迹留给人类深刻的启示。开放与封闭关乎国运兴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并非封闭不开放，海陆并存的丝绸之路曾经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创造出辉煌的经济成就和灿烂的文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