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根本与扶贫的欲速不达

2015年先后到浙江宁波、绍兴，江苏射阳，上海，湖北秭归、武汉等地农村调研，在每个地方都关注了农民收入问题。恰好当前全国都关注农村扶贫，我也就借此来谈一谈自己的见闻与思考。

包括上海、浙江和江苏的农村在内，农民收入主要来自二、三产业，其中最重要的收入来自在二、三产业的务工。我的问题是，在全国已经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面，不同地区的农民都可以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务工机会，为何有的地方会比较富，而有的地方会比较穷，以及为什么有的农户比较富而的农户会比较穷呢？

一

从现象上看，长三角的浙江、上海和江苏农村是比较富庶的，表现就是农民建有比较好的住房，消费水平很高，生活质量也很不错，村庄中很少有光棍，且村庄低保户很少。中西部地区，农民往往住得较差，即使建了楼房，楼房内部装修也往往十分简陋。山区农村多光棍，且低保户比例很高。那么，在全国已经形成了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面，不同地区的不同农户的收入或经济状况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大概说来，如果仅仅考虑务工收入，仅仅从劳动力方面考虑，则以下一些方面会对农民收入差异造成影响：第一，家庭劳动力的数量，第二，家庭劳动力的质量，第三，家庭劳动力的分工组合，第四，家庭劳动力的倾向，包括生活态度、储蓄倾向、消费习惯等等。

在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决定家庭收入机会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家庭有多少劳动力，而家庭劳动力数量又是与家庭周期有关的。一些最好的家庭周期中，父母还不老，子女又已成人，全家都是劳动力，父母+儿子媳妇，四个人在城市务工，年收入超过10万元是很轻松的事情。如果年收入超过10万元，在中西部地区，大概二、三年就可以建起一栋二层的小楼。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几年积蓄也是可以很快改变家庭状况的。

从家庭劳动力的质量上讲，如果不只是在普工市场上寻找机会，而且有一定技能和专长，年收入就会更高一些。一般来讲，越是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越是较少在普工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而多到技工和管理层寻找机会。其中原因一是受教育程度可能更高，二是机会也相对较多，因为存在着各种亲朋好友的地缘关系机会。

家庭劳动力的组合方式是指这个家庭如何进行家庭分工。一般来讲农民家庭都是三代，年老父母、年轻夫妻、年幼子女，其中一种普遍的家庭劳动力的分工模式是年轻夫妻在外务工经商，年老父母在家照顾子女，兼顾农业，但在一些地方，年老父母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照顾孙辈，而年轻夫妻中或妻或夫留守照看子女。

劳动力倾向中最重要的是储蓄倾向。一种标准是够吃就行，则每年进城打工几个月，收入够了就回家过日子；另外一种标准是有更大的预期收入，所以投入更大精力来谋取收入，用更多时间于务工而不是休闲。上海市郊农村，农民务工一般都是“八小时双休”的标准务工模式，即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休息两天，不加班。不加班的务工只能获得每月2020元的最低收入。在上海市郊农村调查发现，大多数上海市农民都是这种最低工资模式。不过，只要有了最低工资，上海市效农民就可以由企业缴纳社保，他们在退休后就可以拿到社保金。而外地来上海的农民工大多不关心社保，希望最好将社保金连同工资一起发给自己变现。而且，外地来上海务工的农民工极少“八小时双休”，而大多是通过加班来获得较多收入。再比如，浙江人评价贵州农民工不会精打细算，每到拿到工资的日子贵州农民工都会大吃大喝，将到手的钱都吃喝掉了，没有储蓄下来。能挣会花当然也是很难存到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