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根本与扶贫的欲速不达（3）

三

决定农户是否贫困的标准很难简单划定。若从外在指标看，比如家庭储蓄、住房、日常消费水平，低保户的数量，光棍的多少，都是很重要的指标。不过，最重要的指标则在发展能力上面。贫困更多不是收入与消费水平，而是是否具备发展能力，尤其是代际之间传承的发展能力。

从住房上看，北方农村的农民几乎将所有收入都用于建房，建一栋高大的楼房，是农民几乎终极的目标，生活却十分节俭以至到了苛刻的地步。2004年到陕西关中的武功县调研，农民说他们不喜欢吃肉，一个农户，住高大楼房，全年却只买了五斤肉。现在关中农民不吃肉的消费习惯依然未变，不是真的不喜欢吃肉，而是“天天吃肉，再大的家当也要吃垮”。西南地区的农民就会对北方农民的节俭不可思议，认为人生一世，不吃不喝有啥意思？再困难也得吃好一点。所以贵州农民到浙江打工，一到发工资的日子必要大吃大喝。前不久到湖北秭归农村调查，一对老年夫妻都已70多岁，一个45岁的儿子是光棍，刚杀了两头各重300斤重的年猪，问杀两头猪是不是太多了？她回答说，两头还多？人均还不到一头呢！的确，在靠近重庆的鄂西南地区的湖北恩施、宜昌，一户杀二、三头年猪的消费习惯一直如此。再穷也得吃肉。在长三角的浙江、上海农村，农民生活上比较节俭，精打细算，但绝对没有到了象关中农村生活苛刻的地步，而是吃得不错，穿得不错，住得也不错。

在湖北秭归调查发现，秭归很多农户都花10多万、20万元建了不错的楼房。吃得又好，又建楼房，应该是不贫困了。不过，几乎所有农户手中都没有多少存款。秭归农村是山区，农业收入当然不高，但正因为是山区，所以更早出去打工，打工是可以挣到钱的。调研的两个村，村中年轻人主要是到城市建筑工地上干比较脏和累的活，他们说，这样的活比较自由，也比较能挣钱，至少要比在工厂流水线上自由多了。不过，在工地干活，往往日工资高，年收入却不一定高，因为工地干活没有保障，往往是一段时间有活干，一段时间没有活干。尤其是，很多人每年只干半年活，还有半年时间在家休息，因为半年干活挣的钱够全家一年吃喝了。秭归农村，农民建房90%以上是要借钱的，房子建起来了就要赶快还清借款，这个时候，全家动员，以赚钱还债为首要任务，这个时候的农户打工是最能挣钱的。一旦还债了债务就不用再拼死拼活打工，就早点回来过春节，晚点出去务工，一年外出务工也就只半年时间了。

秭归农村不仅吃肉多，吃得好，而且人情极多，也极大。农户收入的几乎1/3用于人情开支。我们访谈的几个村干部，几乎每年收入的1/3要用在人情上，一年送出去的人情竟要1-2万元。一般农户一年所送人情也要占到家庭总收入的大概1/5，送出去的人情要五、六千元是最少的了。调研中，有些农户办红白事收到的礼金竟然可以达到七百份，少的也有一百多份，农户的人情往往是在超过一百户的范围内进行的，所以，农户的人情频繁，农民收入都吃了酒席。为什么要办那么多的酒席及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人情？秭归农民的说法是，不参加人情，再见面不好意思。人活着总得有几个朋友，总要在乎别人的评价吧。这个意义上，秭归农民是生活型的，今天过好今天的日子。在秭归农村调查，发现有不少农户买3万多元的面包车作为代步工具，而他们的家里几乎没有积蓄。他们买车仅仅是为了方便，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在长三角，农户买车一定要买好一点的上档次的车，不然就不买，不然就不如不买，因为车的档次太低没有面子。是汽车的消费功能而非其实用功能决定了长三角农村的农民买与不买车。成都满大街都是作为代步工具的低档车，这与成都人讲求生活的“安逸”是有关系的，秭归农民也很讲究生活的“安逸”。

秭归农民即时收入即时消费，收入多则消费大，收入少则消费少。农民有一套很重要的自身调节机制，从而出现了他们很少有父代为子代积蓄，子代可以通过剥削父代来获得发展能力的机制。其最严重的后果是，在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上，因为子代无法获得父代经济上的支持，而很难在婚姻市场上成功，所以光棍越来越多。而且，一旦农民家庭遭遇天灾人祸，缺乏抵抗的能力，所以低保户就更多。因为即时消费，子女可能受到的教育就相对较差，从而就更加缺少发展的能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