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一项国家战略。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各地掀起了“智库热”。据有关机构和专家的保守估计，2014—2015两年来我国新挂牌的各类智库在5000家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几年，随着国家对智库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智库的数量还会大幅增加。这对于推进我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进程，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具有战略性意义。然而，面对智库数量的高速增长，也有不少学者表示担忧，认为如果忽略了智库质量的建设，则会违背我国智库建设的初衷。

笔者以为，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尤其是，智库建设如果忽略了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建设工作的重视，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众所周知，美国是智库大国，更是智库强国，在世界各类智库评价排行榜上，美国的智库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独占鳌头。我国许多智库研究者从美国智库的特点、运作模式以及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分析其原因，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而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促使美国智库能够真正起到智囊团的作用，那就是美国拥有全面而扎实的基础研究知识，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果，支持着美国智库取得辉煌业绩。

以区域研究为例。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一项重大发明，产生、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美国有许多大学建立了众多区域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以同时处理世界许多地区的相关问题。通过重叠与竞争，这些研究机构共同提供了全球视野。”“美国区域研究和教学的超常发展和全球覆盖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美】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刘新成主编《文明研究》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而这种“超常”往往会令被研究国的学者感到惊异。曾有留美历史学人深有感触地表示：美国对中国了解的深度与广度并不亚于中国教授，“美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远远跨出了政治史和军事史；他们对中国近现代的经济、社会、农民、工人、妇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许多的研究和结论，经常让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55、357页）。美国人认为，对于认识和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所需要的并不只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还需要专注于这些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动力，它们的社会组织、人口、社会心理、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审美、宗教传统、宇宙观与哲学观等方面研究的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这种知识不仅对政治分析家、外交家和发展专家有用，而且也能用在商业、媒体、初等与中等教育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不仅在形成、推动和指导海外计划方面，而且在将其广泛传播给更多民众的高等教育领域方面，这种知识也显得尤为必要”（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的研究，成果卓著、堪称经典，其彻底性、细致性、前沿性均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如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急需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这一民族的特性，以制定相应的政策。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写作了著名的《菊与刀》。1946年该书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现实政治操作的杰出例证。

虽然美国的区域研究曾遭到诸如“是为了赢得冷战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本质上是为了‘了解敌人’”等的诟病，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无论美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中有多少文化霸权的动因、美国中心主义的目标和‘东方主义’的偏狭，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知识体系是充实、全面而强大的，它构成了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知识和文化，或者说‘软实力’基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世界知识》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