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性（2）

正是在这些看上去与政治关注相去甚远的领域，如历史、哲学、人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所建立起来的庞大知识库存，支撑了美国构建“大政府”的历史进程，而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专家也成为美国政府机构及各大智库专业人才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战以来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组成和运作，便集中显示了强大的基础研究和智力资源对于国家目标服务的重大作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创立者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坚信，“在许多美国大学里平静地从事教学研究的人中不乏专攻外国历史以及外国地理和语言的人，（情报工作）不去吸收利用这一巨大的知识储备，乃至于这种密集的学术研究训练和这种从更广阔的视野中看问题的习惯，是一个莫大的错误”（牛可：《情报机构里的学术人：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世界知识》2010年第20期）。基于此认识，“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就成为国际学者的会聚之地。该处主任是哈佛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杰，他把自己的许多不同系科的同事招募进来，而其中的资深学者又把自己的博士生也领进来。战时新闻办公室也是如此，来自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卡拉克洪、历史学家费正清，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都在此效力”（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更足可惊叹的是，研究分析处里出了七位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五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以及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牛可：《情报机构里的学术人：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

也正是这些平静地从事基础领域研究的学者构成了美国各大智库的矿藏，一旦被发掘利用，就能产生巨大的能量。1957年，苏联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其发射时间与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在预测报告中详细推断出的时间仅差两周，这一消息震撼了美国朝野各界（《王辉耀、苗绿著：《大国智库》，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52页）。9·11事件之后，美国需要迅速了解因应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最佳防疫方案，兰德“在第一时间集中医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人才迅速提供了基于严格分析的答案”（冯绍雷主编：《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89页）。可以想见，智库取得的这些成功离不开系统地、大规模地利用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专门知识。如果没有扎实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和对现实的长期观察跟踪与调查研究，所谓的预测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智库从学术界系统地汲取人文社会科学智力资源，在两者间建立一种密切协作的关系，是美国智库能够胜出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前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时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麦乔治·邦迪在1967年总结福特基金会赞助地区研究的工作时所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关于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俄国和中国的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学术体制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的组成部分”（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

反观我国，在人文社科等基础研究领域则与美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以世界史研究为例，据统计，我国高校历史院（系）中，从事世界历史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平均占全体专职教师的四分之一左右。许多地方院校甚至只能维持教学，没有能力搞研究。从研究的国别、地区领域来说，全国有限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研究中东、中亚和拉美的少之又少；专门研究意大利、加拿大的人员也非常稀缺；即使是研究得比较多的大国，如美、英、德、法、俄等，其历史与文化也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印度、越南是我们的邻居，但全国研究印度史和越南史的学者屈指可数。非洲与中国关系紧密，而对非洲的研究却远远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应该说，基础学科和基础领域研究不足，在我国不是个别现象。

显然，这样的研究现状不论从人员数量还是从研究质量上来讲，都很难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增长的各类智库也基本缺乏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和研究成果做支撑。虽然早有学者指出，智库主要功能是进行对策研究，必须超越基础研究，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试问，如果连基础研究都没有或非常薄弱，又何来对它的超越呢？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做支撑，对策研究又能有多少深度和可行性呢？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建设“一带一路”，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以我们现在对这些国家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多少可以做到像美国的区域研究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呢？而如果对这些国家的了解仅限于表面的甚至只是大概层面的，做不到对其历史演变、哲学和宗教信仰、审美和社会心理等人文传统的深入探究，许多问题就看不到其产生的深刻根源，从而也就很难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策来。

因此，中国的智库要真正承担起资政建言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充分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并加以合理利用。只有立足于扎实的基础研究这一富矿之上，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