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章变国风 万古关河气象雄（3）

战略基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近代以来，中国成为各种力量的角逐地，各种制度的试验田。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成就了今日之中国——一只已经觉醒的、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把中国比喻成一头睡狮的拿破仑曾说，“人是根本无法决定未来的，只有体制才能决定一国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十八大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把如何从法治上为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作为主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把坚持依法治国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因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再到五中全会，制度建设层层递进，一步步落到实处。

习近平把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的且必须承担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他强调：“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特别强调制度建设要适合本国国情，强调制度的本土性。新发展经济学极其重视转型国家历史文化传承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对制度粘性的决定性作用，在别国适合的东西移植过来未必适合本国国情，制度也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共识。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后总结道：“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国内一些学者关于政治制度特别是宪政法治的认知，多囿于西方话语体系而不能自拔。一谈宪政，言必称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一人一票；论及政治转型，则以西式民主为不二典范，唯其马首是瞻。

习近平特别强调我们这样一个实际上正处于历史转折期的大国在选择国家治理体系时需要更加注重民族精神血脉和历史精神的延续。他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他还指出：“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并引用清代思想家魏源的话说，“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更是一针见血：“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他紧接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