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儒：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发展（2）

二、后危机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和任何社会经济制度一样，资本主义也是一个变动不居、不断发展演变的制度型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每一次激化和由此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严重打击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与发展。如同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随后出现的“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新发展一样，2008年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和随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复归和“奥巴马新政”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二战后形成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复归

众所周知，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和发展新阶段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萌芽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列宁选集》第3卷第109页）但是，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伴随凯恩斯主义的横空出世和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普遍干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获得广泛发展。这是因为，如同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一样，凯恩斯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

但是，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其真正贡献并不完全在于它医治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其实，当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1936年出版的时候，大萧条最糟糕的阶段已经渡过，凯恩斯主义对当时经济复苏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凯恩斯主义在承认市场经济系统不完善性的同时没有抛弃市场和市场机制，而是主张向市场系统输入政府干预这一关键参数，对市场系统进行扰动，使市场运行趋于充分就业均衡。正是以这一理论创新为基础和出发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萧条演变、蔓延期间以及二战后调节干预经济的实践中，在吸取前苏联计划经济经验的基础上，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大范围的调整与变革，实现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为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缓和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得以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发展为混合经济。如果没有市场或者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行就会孤掌难鸣。2008年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从反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2008年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和新自由主义破产为标志，发达国家的政治重新迈入另一个大的循环周期：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时代。凯恩斯主义重拾官方经济学地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复归，必然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私人垄断资本在新世纪的进一步融合发展。

2、国家垄断资本获得明显发展

国有经济不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或所有制基础，而且本身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形式。纵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实行国有化措施是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要手段和基本经验。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所以获得广泛深入的发展，就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导致的大萧条，掀起了广泛持续的国有化浪潮，国有经济几乎在所有的经济部门获得空前发展，建构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稳固的经济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浪潮，国有经济的比重虽有明显下降，但并没有改变和动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基础，私有化影响所及主要是一般工业部门中的国有企业的数量和比重。

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和蔓延以来，从发达国家应对危机和救市的实践看，推行国有化仍然是重要的措施和手段之一。其实，“9.11”事件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出于经济和社会安全考虑，国有经济已经在悄然恢复当中。2008年以来，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在对经济进行救助和调控过程中，国有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国有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本获得明显发展，甚至有人认为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国有化浪潮。此次发达国家国有化的一般做法和特点是，运用财政资金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进行注资，购买其不良资产并对其债务提供担保，换取这些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的优先股或普通股，实施国有化控股。例如，美国财政部通过向遭受重创的房地美和房利美注资，获得了“两房”各79.9%的股票；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过向深陷危机灾难的花旗集团注资，购买其优先股和普通股，美国政府最终持有花旗的权益提升至36%。通过这些措施，不但国有垄断资本获得明显发展，而且国有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在企业和社会范围的结合都得到了加强。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危机中国有化的途径和美国的做法大体相似。

3、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获得空前加强和发展

面对资本主义近百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就连信奉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布什政府也不能袖手旁观，早在2008年2月就实施1680亿美元减税方案，紧接着10月份又批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推出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危机蔓延到欧洲以后，为了挽救欧元区国家经济，欧盟紧急拿出总额达7500亿欧元进行救助，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救助计划。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美国政府、财政部和美联储更是联手推出美国自二战以来力度最大的金融救助和财政刺激计划。奥巴马政府通过《美国复苏与重建法案》，实施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资金总额中三分之二用于公共开支和投资，三分之一用于减税，刺激内容几乎涵盖美国所有经济领域。在货币政策方面，为了增加流动性，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美联储多次下调基准利率，实行非常规即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联储连续三轮实行的以邻为壑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长时间维持近乎于零的利率水平。

美国政府在对经济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还一反危机爆发之前放松金融等领域进行监管的做法，全面恢复和加强对金融的监管，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公布《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就此开启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美国政府还加快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步伐；面对美国经济的颓势和新兴经济体的挑战，抓紧实施新能源计划和“再工业化”战略，对经济的监管和干预超过二战以来任何时期。

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节和微观规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形式。2008年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干预和监管的恢复加强，直接推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