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耕田：发展哲学的五大前沿课题（2）

发展的意义

当前，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核战争等一系列发展危机和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危机和风险都与发展的意义危机有关。发展的意义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们在发展实践中一味追求发展的“物的意义”，遮蔽了发展的“人的意义”；其二，人们将“小我”发展的意义凌驾于“大我”发展的意义之上，造成了“小我”发展与“大我”发展的冲突和对立；其三，人们为推动发展特别是“物的发展”采取了不合理、高代价的方式，加剧了发展的意义危机。

作为人类发展活动的理论自觉，发展哲学必然要关注发展的意义问题。在这方面，发展哲学至少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为此，要在理念和实践上进行两种提升，即从“小我”的价值意义提升到“大我”的价值意义，从发展的“物的意义”提升到发展的“人的意义”。其二，什么样的发展创造或发展实践才是有意义的？为此，要关注发展与代价的关系问题，倡导最低代价的发展。

发展的关系

社会发展不仅要创造各种社会财富，而且要生成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当今人类面临两大发展问题：一是发展“不够”的问题，二是发展“不和”的问题。所谓“不够”，是指发展的数量、规模及其水平、质量等还没有达到满足所有人基本需求的程度；所谓“不和”，是指发展中诸多关系的不和谐、不协调。这种“不和”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身心关系不和。事实上，当前我们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共享发展理念及做法，就是解决发展“不和”问题的努力。

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当前发展“不和”问题更甚于发展“不够”问题。因此，发展哲学要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不和”产生的深层原因，并从学理的角度为人类选择一条走出“不和”困境的路径。在发展哲学看来，导致“不和”的深层根源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及其实践。因此，必须确立一种共生主义的发展观，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发展的受动性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运用日趋先进的科技工具，在“改天换地”的实践进程中大力张扬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种率性而为、几乎不受约束的“本质力量”，既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物质财富，也为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发展问题。人类既有主动性和能动性，又有受动性和受制性。这种主动性和受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恰恰是发展哲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发展哲学既要关注发展的主动性如创新、变革之类的问题，又要关注人的发展行为的受动性即受客观规律、客观条件制约的问题。

对发展受动性的研究，在当下的发展背景下更有现实意义。发展哲学要深究发展受动性的根据、意义及其一般方法论等内容。例如，根据发展受动性的内在机理，人类要因地制宜、适时而动，追求适度发展。所谓适度发展，主要是从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效益、发展成本等基本属性上对发展进行把握，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基础上，为建立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而推进的一种有节制的发展。这种发展应是当今人类社会包括当今中国在发展新形势下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