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学既要“至真”也要“至善”

 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后，我国高教界关于新一轮一流大学建设的探讨越来越热，本版近期也围绕这一议题刊发了多篇文章。但到目前为止，探讨者多集中于谈建设路径，从制度层面论者少，精神层面的论者则更少。本文作者认为，一流大学之建设，不能光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路数，更要重视的是灵魂深处的精神理念。当前，尽管人们已认识到一流大学不光是学术水平、科研条件、师资人才的一流，更重要的是能培养一流的人才，但对人才培养更多地聚焦在专业与学术能力方面，而对德性培养相对忽视。作者由此发出“即使中国大学所培养的人才智力卓越，但德性缺失，依然难称世界一流大学”，可谓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失去灵魂的卓越：一流大学的价值危机

卓越乃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之表义，但过于沉迷卓越主义也会令大学迷失自我甚至误入歧途。最为国人所熟知的是其本科生院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中表达的担忧：哈佛古老的通识教育理想已经有名无实，在卓越主义和市场名利的诱导下，哈佛教育已不再致力于解放人的思想和精神，其师生为职称升迁和就业市场而不断追求卓越，但却找不到责任感、价值观的灵魂。

刘易斯对哈佛教育的批评无疑是尖锐的，但现今中国有志于世界一流的大学的情况不会比彼时的哈佛更为乐观，我们的大学致力于“制器”而疏于“立德”，多少名校的校园里到处贴满了GRE、公务员考试的小广告，在图书馆和课室苦读的学子，也多是包围在英语和考研书籍当中。这些以高分考入名校的年轻人们，是卓越主义的胜利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已习惯了种种过关考试和竞赛比拼，并还将在这条无止境的竞争道路上一路狂奔。他们为俗世意义的成功处心积虑甚至不择手段，越来越成为“精神的缺钙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正如施一公教授所言，如果研究型大学皆以就业为导向，精英学子们都以挣钱为价值观时，还谈何创新，谈何社会担当？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未来国民教育全过程中去，实际上正是针对当前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的缺失。

而对于名校中的大学教师们，尽管说“失去灵魂”不免言之过重，但他们的灵魂确实已被“卓越”所困扰。在被视为“卓越”的各种科研项目和人才头衔的角力中，他们似乎有些自顾不暇，于是要么“读书只为稻粱谋”，要么“躲进小楼成一统”，在狭窄的专业领域里寒江独钓，立德树人的使命和承担社会责任则常常会被选择性放弃。

无论是昨日之“985”“211”，还是今日之“双一流”，无不是以“卓越”为鹄的，但凡事过犹不及。众所周知，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是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职能，重科研轻教学在世界各国大学也算是普遍现象，并非我国大学独有。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重视科研并无多少不妥，但若趋于过度，自然不免会削弱其他职能和责任担当。尤其是当下科研与教学并没有建立起良性互促机制，大学愈来愈像研究机构而不是以培养人才为根本使命的教育组织。但事实上，大学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科学脊梁，还是人才培育的主要基地、人类社会的道德良心和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引领力量。现在我国很多大学，除了科研成绩光鲜之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却乏善可陈。尤其是培养人才，因为评价指标的导向，大学和教师们都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各种科研项目和人才头衔的争夺中去，人才培养尤其是立德树人被撂在一边，出现上文所述之情况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流大学之道：止于至善还是止于至真？

一流大学的价值危机并非今天才出现，而是随着以现代大学之母德国柏林大学为标志的现代大学产生之日便与之俱来。自洪堡以降，科学研究毫无疑问占据大学的核心地位，传统大学的价值教育和德性教化职能逐渐式微，以致在柏林大学创立40多年后英国的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如此诘问——“如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和哲学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应该拥有学生”。

现代大学发展到今日，标榜“卓越主义”的科研竞争仍然牢牢占据大学职能之主导地位，失去灵魂的卓越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流大学的普遍价值危机。如今的一流大学建设，普遍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只重学术建设与科研指标，忽视人才培养；二是将人才培养狭隘化，认为人才培养只是智性培养便足矣，而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德性。因此不论是我国名校培养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美国名校培养的“常春藤的绵羊”，都是如此类似：他们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名校，如同打升级游戏，主要依凭的是智力上的优胜和对游戏规则的熟稔。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甚少对他们的德性做出任何实质性要求，“以德为先”常常被沦为一种形式话语。

这些学业竞争的优胜者们，毕业之后进入工作岗位，也许仍是各行各业的卓越者。但从德性来看，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和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没有多大区别：或平庸世故、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或心灰意冷、随波逐流……十几二十年的教育在社会的染缸面前似乎不堪一击。汪丁丁更直言，这种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将可能导致受教育者未来人生的整体“失败”。美国“常春藤的绵羊”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回想起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尔街之狼”们的过分贪婪，为追求利润钻制度的空子，而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是毕业于美国的常春藤名校。

由此可见，只顾科学竞赛而忽视学生德性培养的一流大学建设，显然是危险的。古之《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如今之大学，却只一味科学研究以求真，甚少明德新民以求善。金耀基先生尝言，构建一个好的社会，单凭科学是不够的。他认为今日大学之道，在“止于至真”上走得太远，而在“止于至善”上则远远不足：“大学教育之目的，在求真之外，必不能不求善。古代求‘善’的大学之道必须与今日求‘真’的大学之道结合为一，不可偏废，否则大学很难培育出德智兼修的学生。”陈平原教授也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因此，我们要打造的一流大学，若只是肌肉发达，但却失魂无神，当远非真正的一流大学。有志于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在学生知性和德性培养之间绝不应厚此薄彼，既要致力于培养学生追求“止于至真”的科学精神，也要涵养“止于至善”的人格理想，从而达致知性与德性的双重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