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三论“新子学”（3）

唤醒价值

返归元典时代，意味着学术研究方式的转型。近代以来诸子学研究主要采取了哲学史模式，体现为“中国哲学”的知识系统，其最大的兴趣则在构造形上学。站在“新子学”的角度上，“中国哲学”事实上成为现代性叙事的构件，其在知识上的贡献远大于价值上的。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学术存在很大差异，其价值意义大于知识意义，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学者有清醒的认识。章太炎认为，中国学术在致用，西方学术在求是。柳诒徵认为，中国学术重在实行，西方学术重在知识。劳思光认为，中国哲学是引导性的，西方哲学是解释性的。类似的讲法还有很多。晚年的徐复观为谈这一问题，专门作《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一文，主张以恢复儒学的实践品格为方向。当代的研究者也有类似的主张。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研究的方向应该是对治现代性，而非论证现代性。从哲学史的范式中走出来，把重点从知识构造转出，重新唤醒传统资源的价值意义，让经典回到生活境遇中，这是关键。当然，这不是说把古人的话头直接搬到现在，也不是说不顾及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一味复古。唤醒价值，是指在传统价值中找到适应当代的形式，并与现代价值做有效沟通。这就需要诸子学研究模式的创新。这方面我们已做了适当的探索。其一是研究的原理化。原理化要求不再局限于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的框架，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做一种会通的研究。要抓住核心观念疏通古今，融入现代生活中加以讨论。诸子学具有恒久的意义，在于其洞见了文明中的基本事实，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最切近中国社会。其二是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以往的研究都偏于哲学化，我们应该更多注意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解释古典文本。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在于，这是一个高度“人工化”的社会，一切现象都需要社会科学的视角才可以理解。古典时期的智慧需要结合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的方法来阐释，才可能具有实际的解释力。学界较为缺乏像费孝通《乡土中国》一类的研究，不免阻碍了古典文本的意义开放。诸子思想的本旨在政治治理，现在的研究则多是集中于哲理方面，我们认为应该结合政治学理论的新发展做研究。

法国思想家科耶夫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欲望，这指出了现代文化的根本弱点。一切打着主体、自我等旗帜的宣扬，最后都会一头栽进虚无主义的深渊。如何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问题，也是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多元文明的共同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冷静理解现代社会和传统资源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中的主要特质，诸如巨大的活动力、线性的进步观、人的主体化，这些都是古典社会所没有的现象。资本和技术推动下的社会突进，并非传统文化能够直接无转换地嵌入。我们不能要求传统思想全面构造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意义在于为社会提供价值系统，解决现代背景下的人的问题。不同的文明传统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西方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解决方案，诸如“解放神学”就是力图解决现代社会困境的一种努力。西方的价值体系与其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困境。要解决现代化中的中国人的问题，无法模仿西方，只能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创新来解决。诚然，先秦诸子并没有现代生活的经验，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但是，诸子思想是对文明的深刻洞见，尤其是对人的深刻理解，这些具有普世和恒久的价值。假如我们把技术和资本的问题理解为物，先秦诸子要处理的就是人如何应物的问题，这是传统文化研究创新的根本点。

以中国的价值来应对外来文化，宋儒曾经做过相应的思考。事实证明这样的创造性改造才能解决价值问题。陈寅恪曾指出：“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民族本来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承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这也是创造性转化最早的表达。今天我们做的是融克西方观念的工作，关键还在如何发掘元典智慧，以应对当代挑战。譬如原始儒家强调家庭、教育和德性生活，这对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稳定的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发展对现代家庭冲击巨大，城乡二元下的家庭和教育缺失问题尤为突出。而儒家的家不仅指家庭，也可以是一种组织原则，能够在社会组织中起到想象共同体的作用。如何把这些发展为管理学理论，值得思考。又如在政治伦理方面，儒家主张对国家行为做方向性的引导，强化行政体系的内部凝聚力，对官员的纪律约束，而道家则倾向于政治体的自我约束，放开管制，这些都可以转化为新的社会理论，都是先秦诸子探索与思考并总结出一定方法与结论的重要话题。通观原始儒家、道家，孔子讲“和而不同”，老子讲“玄同”，庄子讲“莫若以明”，都显示了开阔而包容的文化态度，其背后的理论意涵尤其值得深入发掘，并通过精深的研究形成完整的论说。中华文明并不是一枝独秀，中华文明也不低人一等，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保存特质，这是诸子精神的当代意义。“新子学”认为，具有现实指向的价值重建，能够使传统文明在国家制度、政策以及个人生活中真正落实其价值，对当代社会产生应有的贡献。

只有当资本不再是自我逐利的怪兽，个人不再是虚空欲望的躯壳，中国人的文明生活才是值得期待的。传统完全可以转化为现代的商业理念，也可以深入其他领域，关键还在于创新的魄力与能力。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国的传统研究最终还是要提供一种身份认同，助力于文明生活的重建。“天下文明”是古人最高的理想，也是吾辈应当努力驱驰的方向。传统中国已经深深嵌入现代世界，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把中国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开掘出来，考验着每一个认真思考与生活的人。《庄子》云：“道术将为天下裂。”时至今日，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多元会通的中华文明，正需要通过追溯原点、重构典范、唤醒价值的一系列创新实践，才能突破自身旧有格局，从而更深刻、更切实地屹立于风云变幻的现代世界。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