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三论“新子学”

学术创新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元典精神，解决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根本上讲，“新子学”所关心的正是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创新的问题。2012年10月，我们在《“新子学”构想》中全面论述了对当代诸子学发展的看法。2013年9月，又通过《再论“新子学”》集中探讨了“子学精神”。经过数年的思考，我们进一步认为，从“新子学”角度观照传统文化创新，具有其独特的可行性与挑战性，并关联到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追溯原点

多元文明的观念在今日已成为普遍常识，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也时常见诸媒体。与之相关的还有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如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讨论、杜维明的东亚现代性论述等。多元现代性是对经典现代性叙事的一种反驳，旨在强调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现代性对西方社会同样是颠覆性的，只不过其内生因素起到了克服作用。借助全球史的视野，我们发现，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最初都是被迫卷入现代的，都有一个急速的模仿期。当现代性深刻嵌入之后，后发国家的固有文化与现代性的协调问题就会逐渐突出。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借鉴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连续不间断的文明体，其文化的生命力由来已久。当然，近代以来的挫折也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弱点。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极速现代化，经济繁荣、社会昌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问题。一个单纯发展经济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发展必须落实为每个人的文明生活，这就需要文化的形塑力量。西方的流行观念在当下中国影响甚大，学界对于传统的研究也大多处于整理知识的阶段，研究方法尚依赖于西方话语体系，这实际上强化了外来价值体系的影响。此前，“新子学”提出正本清源的主张，就是希望中国学术能摆脱既有模式，重视创新精神。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研究创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国思想的原点，即先秦时代的诸子学传统。

对于先秦学术，传统时代的学者大多囿于经学心态，无法客观认识其价值。近代以来观念更新，学者多能道破要点。章太炎评价中国学术：“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自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后来的胡适、冯友兰等也有类似看法。这些都加深了我们对先秦时代元典性的认识。中国学术的革新，几乎每一次都是对先秦学术的重新发掘。汉代今文学影响最大的公羊学，是早期经学和诸子学的结合。魏晋玄学汇通三玄，是对于儒、道两家智慧的融通。宋明理学建立四书系统，是对早期儒学的一次重构，不过其强分正统、异端，则扭曲了先秦时代的思想脉络。在理学兴起前后，道教学者也以心性论为架构，成功复兴了道家。其后，宋明理学模式在明清之际陷入困局。清代学术以反省心学、理学为起点，经学考证成为主流，然其逐渐流于烦琐，终究难当大任。清代中后期，今文学和诸子学兴起，先秦学术传统再次复活，并在形态上最接近于元典时代的原貌。今文学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再到廖平、康有为、梁启超，蔚为大观，于晚清掀起巨浪，在当代又重获新生。诸子学则从王念孙、王引之到俞樾、陈澧，再到章太炎，渐次张大，后并借助哲学史的形式成为主流。梁启超在回顾清代学术发展时指出，清代学术的脉络是由宋而汉，由东汉而西汉，有一个渐次回溯的过程。当代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以蒙文通为例，其治学接续廖平一系，由今古文而入齐学、鲁学，再进至诸子学，深探古典时期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可说是晚近学术演进的一个范例。数百年来，学术史的线索皆在于摆脱宋明理学模型的束缚，最终指向先秦学术的原生面貌，这可看作今天古典学问的方向。

先秦学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图景，汉宋明等不同时代对其有不同描述，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释者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脉络。近代以来，先秦哲学史对此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图景，而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犹有未及。哲学史的范式预设了诸子学研究的模板，研究的兴趣多着力于形上学，诸子学本来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线索被遮蔽了，而我们实则应于原生中国意识的定位上再多下功夫。除了学术观念的更新，考古学发现同样重要。我们有机会认识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先秦时代，如禅让风气与今文学发展的关系，孔孟之间、老庄之间的学术链条，黄老学的展开等，这些是传统时代无从想象的。诸子学的发展谱系，远较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复杂，各家的共通性非常大，相互的影响极深。因而，当代实具备了回归中国思想原点的极佳契机。更重要的是，诸子学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开放的气质，正是中国思想原创力的突出体现。身处现代语境中的当代研究者，不妨学习和继承先秦时期“处士横议”的原创精神与恣纵气势，摆脱各种固有观念的束缚，汲取元典智慧，融会当代理念，是为学术创新之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