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绪论（一）：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3）

创业难，还是守业难

对于开国的政治领袖来说，这又是一道无法绕开的难题。

《贞观政要》记载，公元7世纪初，唐太宗李世民与他的大臣们就此进行了一次专题辩论：

“究竟是创业艰难还是守业困难？”唐太宗向群臣咨询。

“当然是创业艰难，因为缔造国家需要流血、战争和残酷的厮杀，经常面临着生死考验。”众多大臣不假思索地回答。

但大臣魏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开国创业当然艰难，但那种生死考验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而且当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反而不容易犯错误。而守业就不同，它必然是漫长的枯燥的，更可怕的是时刻面临着腐化堕落的考验，领导者很容易在歌舞升平中丧失意志力，最后在意志消沉和政治腐败中丧失政权。

唐太宗表示很认可魏征的判断。

一生熟读历史著作的毛泽东对此段历史论辩自然谙熟于胸。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庞大而统一的政权开始运转，新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多方面的。在国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结成了同盟，但谁都知道，这种实力不对等的结盟是不稳固的。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退守到了台湾，美国与台湾地区很快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使蒋介石有可能反攻大陆。美国在远东朝鲜战场失利后，将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以及中国台湾打造成了一条新月形的遏制锁链。雪上加霜的是，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对前任进行反攻倒算，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缝，苏联成为新中国北边的巨大威胁。苏联和英联邦的成员印度打得火热起来，印度迅疾成为中国在西南部的主要挑战者。看似“四面楚歌”，但毛泽东的内心中，对这种“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国际包围遏制圈倒不是很畏惧，他在诗中自比傲雪的梅花——“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的心腹大患是魏征指出的政治家意志懈怠，进而言之，是政治家整体性的被腐朽生活方式腐蚀，成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红色政权进行改旗易帜，使无产阶级丧失在政治上的绝对主导权。为了防止“赫鲁晓夫睡在身边”，也为了挖出潜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赫鲁晓夫”，保持红色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毛泽东毅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被证明是悲剧性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5年后的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这样的语言为“文化大革命”盖棺论定：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以阶级斗争为纲”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份“历史问题决议”已经作了结论，邓小平也从宏观上多次论述过。邓小平指出：“在这二十年（指1957—1978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邓小平说：“拿中国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在1991年8月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说：“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虽然并不是在专讲历史，但是，痛惜中国失去20年宝贵的发展时间的心态已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