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绪论（一）：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4）

历史的悲剧也是宝贵遗产

“当环境和条件改变时，领袖如果不愿意改变，那他大概不适合带领这个国家进入另一个阶段。”不久前过世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晚年对媒体谈及毛泽东时，做出了这样深沉的慨叹。

没有人怀疑毛泽东要把中国带入富强道路的坚强决心，但现实却给这位历史巨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留下的是一个并不发达的中国。

固守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将斯大林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视为社会主义的标杆，对市场的恐惧和对知识分子的严重不信任，历史证明不可能适应新的时代。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在这里，毛泽东确实有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憧憬，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利用，因此，他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所抱有的真诚愿望，就走向了反面，结果酿成一场空前的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从辉煌的顶峰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谷底，其自身所涂抹的悲剧性色彩就更加浓重。

“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崇拜和“顶峰论”，是毛泽东能够将这场浩劫持续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早就注意到防止可能产生的个人崇拜现象，并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他提议党中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名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正确决定。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报告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防止个人崇拜这种现象的发生，已成为党内的共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却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的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毛泽东思想，本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如火如荼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有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肉体上的时候，则使这种正确的思想，也只能成为空洞的教条。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的“语录战”，即是这方面的最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中各类组织的造反派，打砸抢抄、造反夺权，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造反派一些非法、犯罪行为所援引的某些“理论”根据，均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断章取义，大多是出自《毛泽东选集》和“最高指示”。

另一方面，这种个人崇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政治学习运动”。在伴随着“反修、防修”运动展开的空前规模的“雷打不动”的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为了“理解、领会”伟大领袖的那些思想，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那是无法计算的了。

历史的损失只有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才能弥补。毛泽东晚年的悲剧让人在感受历史的无情和残酷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历史的警示意义：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而不能脱离这样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政治权力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必然是方向性、全局性的错误。特别是脱离实际，意欲凭借空想主义跑步建成富强中国的目标，被实践证明是绝无可能的。这样严重的历史教训深深刺痛了后来的中国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