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进阿尔金

“嘭——”

荒漠中，乌黑壮硕的野牦牛一头撞在正行驶的房车上，车停住了，车上的人目瞪口呆。野牦牛愣了四五秒，一扭头，朝着沙山狂奔而去。

十来天后，这群人又驾车经过此地。一头野牦牛，仿佛复仇一般，径直冲过来。眼看着两米多高、半吨多重的野牦牛越来越近，车上的人慌了，司机把油门踩到底，越野车提速飞奔……

野牦牛渐渐被甩出视线，车上的人也被颠得几乎散了架。

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库木库里沙漠。

在沙漠里被野牦牛追，董世魁至今还心有余悸。其实，他和同伴不是野牦牛的敌人。他们深入荒漠，是为了摸清野牦牛的分布，以便更好地保护。

董世魁，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甘肃人。从小就骑马放羊的他，对青藏高原充满敬畏。高考时，董世魁主动报考甘肃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自此，他的人生与高寒草地生态保护融为一体。

2011年10月，已任教北师大的董世魁成功申请到环保公益项目“高寒荒漠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和综合管理研究”。此后三年，他和20多名师生组成研究团队，七进阿尔金山。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新疆、青海、西藏三地交界处，与可可西里、羌塘、罗布泊并称四大“无人区”。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干旱缺氧，日照强烈，甚至都没有进山的公路。

外出科考时，研究人员一般开三辆车结队而行，一辆引路，后两车跟随。荒漠中不仅有砂石、草地，还隐藏着神秘的沼泽。

2013年夏季的一天，董世魁和同伴们一早从阿尔金山保护区中心站出发，刚刚开了20公里，皮卡车的两个前轮就全陷入沼泽地。轮子在泥沼中打滑，车拉人推，也无济于事。眼见着太阳西斜，董世魁急了，这要是夜宿荒漠，那可就危险了。他和四五个人挽起裤腿，提起铁锹挖泥巴，再捡来旧木板，垫车轮……9个小时后，才成功脱险。

即便是看似平坦的路，也暗藏危险。有一次，队伍从可可西里赶往格尔木。茫茫暗夜，长路无灯，车队险些开进路旁的水库中。

董世魁还曾经“千里走单骑”，独自驾车，穿过荒无人烟的格尔木，前往西宁。路上，他实在太困，把音乐音量开到最大，眼皮还是不停打架。眼见得要睡着了，路上的一位背包客“救”了他。别的背包客遇见开车的都是求搭顺风车，董世魁是求拉背包客，“惟一的条件，你必须跟我说话。”董世魁对背包客说。

野外科考甚至比野外生存还难。精瘦的董世魁不比探险家贝尔，他不会攀岩，不会潜水，也不敢生吃蝎子，但他有自己一套“生存法则”——扛摔，他曾从土坡上摔下来，跟没事儿人似的接着干活儿，其实他尾椎受伤，至今不能久坐；扛晒，青藏高原的紫外线每年都要从他脸上扒下一层皮，可他就是没变黑；胃口好，无论是腥味很重的肉，还是冷馒头，他都吃得津津有味……

胆儿大，也是董世魁的“法宝”。一次，他和学生们外出考察，夜宿保护区检查站的土坯房。入夜，一阵狼嚎，惊醒众人。董世魁透过窗户向外看，只见黑影翻滚，夹杂着狼嚎牛叫。原来是一头野牦牛正与野狼厮杀。学生们一听有狼，吓得瑟瑟发抖。董世魁则牢牢锁住门栓，为大家值岗放哨，一夜未眠。第二天打开房门，土坯房外，半副野牦牛的骨架触目惊心……

贝尔荒野求生，董世魁和同伴们则是荒野求知，监测动植物分布。

他们把保护区分为三条样带，每条样带中的每种植被类型都要选取三个样点，每个样点里选择9个样方……一个样方，长1米、宽1米，董世魁他们要统计样方里植物的种类、高度、频度、盖度、密度，然后再齐地面剪下所有植物，烘干后称重，计算生物量。测量一个样方要耗时两三个小时。

从2012年至2015年，研究团队在阿尔金山、三江源、藏北地区大概做了3000多个样方，积累了大量的一手数据，估算出当地植物的分布规律，以判断土壤是否退化。

研究团队还跟踪观测野牦牛、藏羚羊和藏野驴等。他们开着车，保持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利用肉眼、望远镜或者无人机估测动物数量。“估计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内野牦牛的数量约为14840头，藏野驴的平均数量为11030头，藏羚羊的平均数量为16667只。”董世魁说，凭借这些精确到个位数的数据，就可以分析出这三类动物的适宜栖息地，当地的可食植物量以及生态容量。

董世魁和同事们还新发现了一处藏羚羊的重要产羔地——兔子湖，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一地区被划入保护区。他们还拍摄了100多种动物和300多种植物的照片，其中不乏雪豹、黑颈鹤、高山兀鹫等珍稀品种。

董世魁的办公室里，一直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一抬头，就能看到青藏高原。二十多年来，他的学术从未离开过这世界屋脊上的生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都源自青藏高原，守护好那里的生态环境，被董世魁看作是一生的事业。“这辈子，我都要扎根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