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桓：七个“正确认识”领读十八大党章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7）

七、正确认识党员标准和基层组织建设

（一）党员标准

关于党员标准，党章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规定：第一条，申请入党资格；第二条，党员的基本条件。第三条，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其中，党员的基本条件这条是最重要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党章关于党员的第二条规定，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对于执政党来说，党员的基本条件这项规定尤为重要。

关于“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人民服务”，党章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一条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特点提出来的。我们是一个执政党，是一个领导党，很多党员干部担负了领导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党员领导干部跟人民群众是平等的，无论官多大，都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那么，你有没有职权？有。有没有个人利益？有。但是，是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那是不允许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条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科学的，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执政党的特点、我们的先进性。

那么，如何落实这项规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就完全正当，超出制度的范围，权力就可能异化为特权，就是不允许的。再一个，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生活上和一般群众是有差别的。无论是受教育程度、担负的职责，还是作出的贡献来说，干部和群众必然是有差别的，不能够搞绝对平均主义，这是一个常识，但关键是，这个差别不能太悬殊。那什么是必要的差别？什么是悬殊的差别？这需要通过改革，一步一步地细化，从制度上作出规定。我觉得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在我们的执政条件下保持这种先进性。

那么我们再说可行性。党章中对党员的要求所作的规定能不能做到？这些规定能不能既是先进的，又是可行的？

我们举关于“格瓦拉困境”的思考为例。格瓦拉是古巴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是卡斯特罗的战友。我们觉得格瓦拉这个人是一个集伟大、崇高与狂热、偏执于一身的悲剧性人物。一方面，在革命后身居高位，他也仍然保持着理想和艰苦朴素，对自己、对部下要求极为严格；另一方面，他又总不能够完成一个革命者向一个执政领导者的转变。他不理解怎么样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老担心生活一好就会出现修正主义，就会垮掉，所以他很痛苦。后来，加上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有分歧，60年代，他带着一支游击队坐着一只小船到玻利维亚打游击，后来牺牲了。现在，南美有一部分“左”派青年仍然把格瓦拉当作偶像。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悲剧性的、充满矛盾的人。

格瓦拉说过一句让人感到很崇高也很害怕的话，他说，古巴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营养物只能是鲜血。就是说，共产党必须每天流血牺牲，革命精神才能够滋长，一旦到了和平年代，一旦生活得到改善，共产党就没有革命精神了。这个思想是否严重脱离了实际？

所以“格瓦拉困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革命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但很多东西是在战争年代，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比如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么这些东西在执政和市场经济环境下，要如何找到生长点？我想这是我们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种精神是在过去的条件下形成的，现在时空变了，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要怎么跟新的环境结合，不要中断，并且发扬光大？这面临着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

个人和组织、个人目标和整体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我们教育党员把个人事业、个人目标和整体目标融入在一起，在发展整体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目标，而且在必要时适度发扬牺牲精神。我们党组织对党员既要讲教育批评，同时又要讲人文关怀；既讲管理，又讲服务，就是引导党员把个人和整体融入在一起，在发展事业的同时，发展我们自己。所以，要用一种辩证的思维，而不是一种极端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教育党员树立一种正确的利益观，讲的就是这种“融入”。个人利益融入整体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必要的时候发扬这种牺牲精神。那么这种利益观既是先进的，同时又是可行的；既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能够和市场经济接轨。

八项义务。八项义务是行为规范，是在基本条件下，党员对党应当承担的责任。党章规定的八项义务既有历史传统，又有时代特征，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针对性，对党员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党章规定，党员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这项规定提出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防止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对党忠诚老实；不能搞小集团活动。联系现实，这项规定实际提出了两个重大而尖锐的问题，就是一要防止所谓“两面人”现象，二要克服“圈子文化”。

我们简单说一下“两面人”现象。我们举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为例。李大伦很会作诗，他曾这样写道：“从政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历尽艰辛终不悔，一腔热血荐轩辕。”最后这句话是以鲁迅自况的，鲁迅讲了“我以我血荐轩辕”。但是，就是写出这样诗的李大伦，他贪污受贿超过4000万，他就是一个“两面人”。

这问题怎么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人能够出现在我们党内，而且能够不断上位？这是一个让人痛心，也让人深思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不能仅用人性来解释“两面人”。有人说人都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如果这么解释，那我们党内还有焦裕禄、谷文昌这样的干部，是不是？而且这样解释也不能够解决问题。

我觉得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人怎么形成的？从社会关系来解释，把这个现象放在我们国家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来看这个人是怎么形成的。

简单讲，具有“两面人”特征的贪官，面对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他拒绝正确的东西，他吸收了错误的东西，同时他学会了革命的辞藻，能够包装自己，他不是像一个非常落后的员工，整天发牢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贪官不是，他不信正确的，他信错误的，但是他学会了革命的辞藻，这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