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科学”是“民主”之本（2）

时人读到这些文字，大概是折服于“科学”与“民主”之旷世奇功，又想当然地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来“钦定”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于是就忽略了去追问二者到底是不是“并重”的问题。大约要到20世纪70、80年代，才有学者反思这个问题。顾准就是其中的代表。

其实，早在五四之前，近代中国士人严复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体现在他提出的“艺”与“政”之关系。在他看来，“其曰政本艺末也，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谓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也。”这就是说，作为“艺”的“科学”是政治的根本与基础，而不是“末”。因此，科学与政治就不是并举的关系。这里严复并没有因为科学是政治之本，就说政治处于“末”的地位。我们由此还可以推出：一个不重视科学，科学不发达的国家与民族，要想政治民主、社会开明，也是很困难的。

陈独秀把科学与人权、民主等并重，确实突出了它们各自的重要性，他尤其将科学的重要性推到极致。但是，他仅仅看到了它们是促进欧洲兴盛的“两轮”，而没有看到和仔细探求这“两轮”的内在关联。如是做的结果就是，极有可能把其中之一“轮”夸大到无穷，进而损害了它的合理价值。

因此，在上个世纪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回到五四，超越五四”，其想法是不错的。要“超越”五四，前提是要“回到”五四。而所谓的“回到” 五四，也不是真要过那样的生活，不过是要尽可能地“设想”出当时的情境，尽可能理解他们有关的言论主张。因此，依据上述之分析，陈独秀把科学与人权、民主等并举，即便注意到了它们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很好理解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正确的提法应是：“科学”是“人权”、“民主”之本。只有这样，才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科学与民主在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和价值。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