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思想建构：哲学与文化（2）

 从哲学视野审视并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和历史演变轨迹

马克思不仅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去审视哲学，而且反过来从哲学视野去审视人类文化。从最一般意义上说，所谓文化就是人化。但文化不是靠一句空洞的断言就可以打发掉的，它必须蕴含特定内容。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从逻辑上为阐释人类的文化创造奠定了原初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内涵。这种对象化就是实践对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的能动建构，文化因此才是“生产”性的。用后来斯宾格勒的话说就是“方成”的，而非“已成”的。人们注意到，几乎所有既存的文化定义，大都囿于文化的预成方面，把文化界说为人类或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存在模式”，或者界说为人的“生活样法”，都只是着眼于文化的预成性，而忽视了文化的生成性和创造性。马克思“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命题，却体现着预成与生成、继承与创造的有机统一，避免了以往文化定义的局限。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这一揭示本身就充满着辩证性质。着眼于历史的长时段，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经历了由人的自我肯定方式到否定方式的转变。这一吊诡，在马克思的思想那里不能不具有历史辩证法性质。文化一开始无疑是作为人的自我肯定方式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悖谬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它又以自否性的姿态表征为对人的异己化关系。例如，资本主义占有制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文化维度，都形成了否定性的关系。马克思所谓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或“人化了的自然界”，就隐含着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它在全球化背景下甚至已经变成了现实的威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科学”作为当代文化最富有象征性的形态，甚至也“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这种历史的辩证法，恰恰是马克思哲学在文化问题上的深刻之处。它不仅预言了危机，揭示了危机的深刻根源，还为人类摆脱危机昭示了真正的出路。

作为洞察文化现象背后秘密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还为透视文化权力的实质提供了依据。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这恰当地揭示了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背后深刻的社会基础和物质根源。无产阶级同样需要拥有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但它不再是狭隘阶级利益的修辞方式，而只是为人类解放所作的必要准备。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普遍交往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进一步导致“世界文学”的产生。《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文学”是个大概念，象征并喻指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基本形态。历史辩证法表明，文化的演进不都是正面的，也有否定性的方面。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存在着走向文化匀质化的危险，威胁到文化的多样性。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捍卫文化多样性，就必须使人与人的交往模式由“主—客关系”转变为“主—主关系”亦即互主体性关系。而要实现这一点，就不能不有赖于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和优化。马克思曾经写道：“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这意味着，文化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它所体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这一唯物史观的立场，无疑是文化决定论和文化相对论的一副解毒剂。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不是线性的、直线式的，而是通过辩证否定而展现的螺旋式上升的模式。这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把握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提供了范导。就此而言，在马克思语境中，哲学给出了人类文化的演化逻辑，有着对文化的深刻的历史洞察。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原始的丰富性”经过旧式分工、现代私有制、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的支配和奴役，日益变得片面化、贫乏化、抽象化。只有历史地扬弃这种异己化状态，人才能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重新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当然，这种重新占有是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回归，它既不是完全的重演，也不是离开起点的背叛。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在他看来，前者是浪漫主义立场，后者是资产阶级立场，它们必须被同时克服和超越。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这种寻求合题的取向，在时间性的展开中，就表征为在否定中的重新肯定，或者说在新的基础上向出发点的复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得好：“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这里，马克思甚至是用诗意化的语言象征地表达了他对人类文化未来演化轨迹的富有洞察力的预期。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倘若离开了马克思哲学，这种对文化的预期还是可能的吗？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